主讲人：俞荣根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重庆市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主任

主持人：赵明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研究所所长

评论人：龙宗智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校长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

        陈金全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吴 越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泽刚 西南政法大学教师，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时间：2005年4月29日

地点：西南政法大学岭南厅

录音整理：张锐 蒋海松 董聪欣 辛杰 王欣 王海琴 何永红

统筹 编校：蒋海松  褚宸舸）

（本次讲座由阳光卫视现场录制）

 （转载请标明出处）

赵明：

今天西南法学论坛请到是著名的儒学专家、法史学家俞荣根教授。他将为我们做一场关于传统法文化及其命运的学术报告。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俞荣根先生。俞荣根先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届研究生，学习的是法律史专业，他毕业后长期在本校从事教职工作，后担任过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为重庆市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主任，我校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下面我对今天点评嘉宾作简单介绍：龙宗智先生，付子堂先生，陈金全先生，吴越先生，刘泽刚先生。现在有请俞荣根先生为我们作题为“儒家法文化:传承与趋势”的学术报告。

俞荣根：

各位学友，今天的学术讲座带有任务性质，昨天晚上临时接到任务。但今天开了一天的会，我不能不开会，因为人大的所有事情都是由会议决定的。准备不是很充分,在此，我主要是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体会和心得，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想，讨论任何问题都应该有一定的前提。我在讨论“儒家法文化的传承与趋势”这个问题时，必须把其他问题排开。这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共识性的问题，我有这样四点需要先在这里作排除式的交代，并且作为认同性的问题而不在报告中展开。

第一个前提是：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在人类文化的核心时代或者讲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形态中（所谓的轴心时代，就是在公元前400年—500年人类在各个地方包括在古希腊、两河流域、印度和埃及产生的文化就是轴心时代的文化）只有一种文化形态是五千年一脉相承，从不中断。这个文化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这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前提是我们都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几个法系，无论是已经死亡的法系还是现存的法系，中华法系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法系。

第三，中华法系的主导思想或者说灵魂，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准确地说，中华法系之魂就是儒家法思想。这一点在瞿同祖和其他许多专家的论文中都有论述，我也作为一个前提。

第四，以儒家思想为灵魂的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在清末变法的时候已经解体。但是它作为一种法律文化遗存，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法律生活。儒家法文化成为作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存，她的遗存密码至今没有彻底破解，仍然在我们的法律生活中起着或隐或显的作用。这是许多专家论证过的，我也将其作为一个前提暂且搁置一旁不加论证。

一、儒家法文化的困境

下面是直涉我的主题的问题，就是“儒家法文化的困境”。儒家法文化的命运在近代一百多年可以说是非常曲折，非常艰辛。儒家法文化处于一种困境当中，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加详细分析，我想大家对此也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在此，我想罗列一下儒家法文化的困境来自哪几个方面。

我想举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儒家法文化的制度性困境。儒家的制度性困境起于清朝末年，具体讲或者说带有关键性的是两次改革：一个是清朝政府的学制改革，就是废科举，兴新学。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实行了几百年的，在唐朝以后就比较完备的选举人才制度。中国古代官僚大多数就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他早上是种田汉，一旦科举成功以后就变为状元郎。对这个科举制度在今天进行重新评价是正确的，但是清王朝废除科举制度，确实给予儒家法文化一个制度性的打击。因为过去要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读四书五经，从而确立了儒家文化极高的法律地位。这是制度性变革；第二个制度性变革就是清末变法修律，过去儒家法文化的典型载体有《大清律例》及其以前的《大明律》、《宋刑统》、《元典章》、《唐律》等等，这些律典被废除之后，儒家法文化就没有了制度性基础，所以也是一个致命打击。儒家法文化所遭受的制度性打击还有很多，但这两者是致命的、关键性的打击。

第二个困境就是思想的困境。思想方面的困境包括观念、价值观还包括意识形态。我想各位对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燃眉之急就是民族救亡。为了救亡图存，我们的先辈们想了很多办法，进行了很多探索。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当时的社会贤达包括精英们都感到，如不思变，就无法图存，就无法强国，甚至会达到亡国灭种的境地，从而他们有一种“万事不如人”的观念，我想借用胡适先生在五四前期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只有一条出路，必须承认自己万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政治制度上不如人，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在与胡适同时代的知识精英中的钱玄同先生据说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种观念影响很大，也就是认为我们在儒家思想基础上所作的一切都已经过时了，都不如人了。必须从头做起，一切推倒重来，这也是儒家思想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由于“万事不如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加上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以大炮、鸦片、商贸、不平等条约等形式的进攻，这就使人认为中华民族使一个落后的民族，使一个愚昧不堪的民族，西方民族使一个先进的、优等的民族；中国文化使落后的文化，西方文化使先进的文化。在这种观念下，就形成了西方文化先进论，西方文化优越论，西方文化一元论，形成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中国过去的一切都是不成熟的、原始的、野蛮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甚至四十年代的书籍包括法理学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一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万事不如人”的观念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下，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当时的社会精英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于是出现了寻找新的意识形态的热潮，例如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

讲个小故事，我们都知道巴金真实名字不叫巴金，他姓李，“巴”是指巴枯宁，“金”是指克鲁泡特金，两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叠加起来就是“巴金”。大家都知道开国领袖毛泽东，他在到北京求生活的时候，当时相信的是“新村主义”。“新村主义”是一群年轻人离开家庭，离开社会，买几亩土地，办一个“新村”，里面刀耕火种，自给自足，这种“新村主义”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外，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家都知道翻译《法意》的严复，当时他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弱肉强食。我刚才提到的胡适，他终身信奉自由主义，热烈追求自由主义，这也是当时年轻人信奉的一种主义。此外还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这都是我们寻求真理的方向，寻找真理的出路。总体来说，这些意识形态转化的总目标就是西方文化。还有一个就是苏俄化。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影响了全世界，所以苏俄化也是当时的人们非常推崇的热点。

第三个困境就是经济的困境。任何一种学问，任何一种制度都需要有经济的支撑，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儒学为什么在古代社会这么发达？是因为它是由许多经济支撑的，以前科举办学由学田，重庆大礼堂所在的地方叫学田湾也是由此得来的。过去的学府由百亩学田，学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学田，从而使办学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持，而不像今天我们的龙校长要到处找钱。当时都由孔庙，孔庙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读书和精神寄托的地方。每个县都有孔庙，每个孔庙都有他的庙产。这些在后来全部都失去了，所以没有经济来源了。像蒋庆讲国学，但他就没有产业，所以非常艰难。我曾经去看过他的学庄，没有经济支撑，什么事都做不成。以后虽然出现了一些学术机构，但这些学术机构都缺乏经济来源，要么勉强度日，要么自生自灭，难以发展，最后消失下去。譬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迁到香港的文化书院。大家看一看文化书院的徐复观、唐君毅这些老先生们的回忆文章，就知道其非常艰难。但现在大文化书院已经纳入了香港文化大学，已经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

第四是政治困境。儒家思想之所以兴盛，儒家法文化之所以是当时法律制度的主导思想，它是有政治制度的有力支撑的。这个支撑就是君主制度，儒家的君主制度与我们所反对的君主独裁制度有所不同。君主制度与民主制度相比，西方的学者说，民主制度是各种不好的制度中相对好一点的制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与不好的划分，我们都知道，英国、日本以及北欧的很多国家都保留了君主制度，可是我们中国的满清王朝是被彻底推翻了！开始还予以皇室优厚待遇，后来冯玉祥进京后将溥仪逐出皇宫，使之流落天津。所以君主政体彻底覆亡，君主也彻底地不存在了。儒学在政治上是与君主制紧密联系着的。君主制的灭亡，表明儒学的政治资源的彻底消失。儒家所提倡的“师道”就是做君主的老师，做所有官吏的老师，做所有社会精英的老师，做百姓的老师，儒家还提倡作忠臣良相，相为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忠臣良相的志向因君主制的覆亡而不能实现，师道尊严也由于上述原因而逐渐消失。儒家的道统和学统也随之受到极大的打击。

在革命成功后我们以阶级斗争为钢，阶级斗争扩大化，将一切与儒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观念统统打入另册，置之于被批判的境地。对这一点，在座各位的印象还不太深，而你们的父母一定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两千年前的孔子与两千年后的林彪联系在一起，在现今的我们看来，就像关公战秦琼一样奇怪。但在当时批林批孔是一场非常重大的政治运动。儒家的孔子要为两全年后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罪行负责，要把孔子拉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带领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孔庙，挖土几丈，没有发现棺材，也没有发现随葬品，只是土堆而已，就把宋代、元代、清代为孔子所立的碑砸烂了。这就是所谓的“踏上一只脚”，用政治的态度对待古代。

第五是道德困境。蒋介石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评价“新思想的先锋，旧道德的楷模”，一“新”一“旧”都是对胡适先生的表彰。“旧道德的楷模”是讲，胡适先生的夫人江冬秀是小时候父母的包办婚姻，而且江冬秀的年龄比胡适大，而且没有读过书，缠着一双三寸金莲；而胡适是一个非常洋化的人，他是美国几十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后来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但是他对江冬秀不弃不离。胡适的婚姻观是符合旧道德的，而这种旧道德自“五四”以来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这样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文化大革命中“批四旧”就是这种批判的延续。“四旧”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一切都在大扫荡之列，其中尤其要否定的是忠道和孝道。忠君爱国是愚忠，这样的孝是愚孝，都在否定之列。在这种观念下，历史上的忠臣如岳飞、文天祥不过是愚忠于地主阶级的宋朝小朝廷，不应忠于这样的朝廷，应当统统加以否定，孝道也应当否定。父母 有错误就应该坚决斗争，父母有问题就应该检举揭发，认为“孝”抹杀阶级斗争。在以阶级斗争为钢的情况下，以“忠”“孝”为代表的旧道德处于万炮齐轰的境地。

第六个困境是人格上的困境。儒家思想和儒家知识分子都提倡一种传统人格，这种传统人格譬如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直道而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些是儒家知识分子普遍奉行的人格准则。当然，也有投敌叛变、写信告密之流，但这是为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不齿的，斥之为粪土。这种传统人格在革命大潮中逐渐受到猛烈冲击甚至是否定。据说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当中，鲁迅的朋友及其学生胡风受到了批判。在胡风案中，有很多人说假话，有很多人写莫名其妙的告密信，欲置胡风于死地，行落井下石之事，这就是人格沦丧。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除了领导者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有人说假话和写告密信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很让人心寒的：课堂上的讲话、私下写的日记，都可以断章取义，作所谓的罪证，文革中的大字报也是如此，这是知识分子人格的极大失落。美国一位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主要讲的是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道德人格。文革时期，梁漱溟作为无党派人士进入全国政协常委，他就反对文化大革命，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你要有点雅量”这样一句话，所以说梁漱溟是具有传统道德人格的人。而现在这样的人格已经失落了，也可以说儒家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块领地也失落了。

第七个困境是儒家思想自身的困境。以上的困境都是客观的，儒家思想也有自身的原因。我想，任何一种事物、学说、理论、指导思想，都会产生“物极而反”、“泰极而否”、“久而生弊”的规律，儒家思想也是这样。我读古书，读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儒家思想可谓辉煌一时！然而好景不长，不过几十年，儒家思想就谶纬化、神学化，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儒家门庭冷落、门可罗雀，而道家、佛家香火旺盛。后来，儒家知识分子经过八百多年的努力，即从 东汉末年到南宋出现程朱理学，才使儒家复兴。然而好景还是不长，康熙将程朱理学提到国学的高度，只读程朱理学，到了乾隆、雍正时期，程朱理学就教条化、空洞化。最后，八股取士完全是大而无为，空而无用的东西。现在儒学到了这种境地，与他自身的教条化、保守，缺乏一代哲人来复兴有很大关系。但与前面六个不可逆转的客观原因相比，儒家思想的自身原因还是次要的，在此，不能套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公式。

现今的儒家思想的境地是非常悲怆的。儒家思想的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七零八落的，只剩下了“大半个基础”和“小半个学术”。“大半个基础”就是汉语和中文，因为我们当今中国的学生大多数时间被英语占用，学术的好坏也用英语来评定，汉字在电脑输入时也得依赖英文字母，所以说是“大半个基础”。“小半个学术”是指由儒家思想和社会环境下产生出来的中医药学，而中医药学的领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提倡中西医结合而被侵夺大半，所以说是“小半个学术”。

二、儒家法文化的复兴

在此，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儒家法文化的复兴历程。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进行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是由国民党陈立夫所组织的。在这里，我只讲一下大陆的情况。我进入儒学研究比较早，因而亲身经历了儒学的复兴。

1979年重评孔子的教育思想，因为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三省吾身”、“因材施教”。这些都是具有现代价值的东西，教育离政治比较远，再加上邓小平提倡教育，所以理所当然先从这个领域来研究孔子思想。

1982年史学界重评孔子的史学思想，摒除了“批林批孔”中对孔子强加的一些不当之词。

1984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学术团体叫做“孔子基金会”，我是其中最年轻的理事。这个基金会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批文的，当时的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担任会长，刚刚退下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荣誉会长，表明官方对此的介入和重视。

1985年以张岱年教授、汤一介教授为首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它的宗旨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然后举办了一系列的讲习班。我在讲习班不但听到了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的讲座，还听到了当时已经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的讲座。同时，国外的新儒学传入了中国，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就邀请了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杜维明作为兼职客座教授讲学。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迅速发展，引起了“东亚儒教资本主义”的研究热潮。这个“东亚儒教资本主义”是针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资本主义”而提出的。因为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新教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天主教要产生资本主义很困难，伊斯兰教要产生资本主义也很困难。

1986年开始重评孔子的德育思想，而且这种重评在1996年达到了高潮。1996年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于是史学界、哲学界、文化学界、伦理学界统统来研究“德治”，从而使孔子的思想引入了政治领域，对孔子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引起了学界与政界的互动。

接着1990年对德育的研究开始深入到“忠”和“孝”两个概念，这两个范畴如果没有得到重新评价，那么对德育思想的研究就没有触及到根本。所以“忠”“孝”道德得到突破，现在“忠”和“孝”是提倡的，特别是孝道在青年学生中都是提倡的，但是在当时是不行的。还有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重新兴起修家谱、成立宗亲会的热潮，华侨、港澳台同胞在清明时节回故乡扫墓成为热潮。我的家族也修了《俞氏家谱》，请我写的序。

在法学界研究民间法中的宗法、族法也成为热门。1999年，在哲学、历史和文化学界开展有关“亲亲相为隐”的大讨论。“亲亲相为隐”学过中国法制史的都知道是中国古代法的一个原则，这在法律学界史是个常识问题，法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的研究，而哲学界、历史学界、文化学界对此才刚刚开始研讨。在这次大讨论形成的论文集中，让我觉得很自豪的是，我们法律史学界一向是视哲学史界为老大哥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比我们深，学者比我们多、档次高，但是在这本书中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对法学界的研究予以高度评价：法学界的朋友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在“亲亲相为隐”问题上早就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对“亲亲相为隐”对当时的社会的和谐功能予以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这次三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上，重庆人大代表团提出议案要求修改《刑法》，取消亲属间的互相揭发、互相举证，加重处罚亲属间包庇罪的条款。这表明儒家思想对立法也重新有一定影响。

1990年中期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例如黄河断流问题、藏羚羊问题、长江水污染问题、淮河治理问题、云南滇池污染等问题凸现，这时学术界开始掀起研究儒家生态伦理的热潮。《礼记》的《月令》篇指出，春天的时候不能下河捕鱼，不能带刀到山林中去，不能去烧荒等等，这就是儒家的生态伦理问题。

2004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朱镕基在任时提出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在这种情形，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生态伦理的著作。

现在又在讲“和谐社会”。但是儒家的“大同理想”、和平主义、和谐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一直受到国际学者的重视，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主题下，这种重视又反馈到了国内。这就是复兴的历程。

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法文化复兴的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从离政治较远的领域开始的，例如教育学；

第二，它是以民间学术研究开始的，当时有很多民间的学术研究；

第三，它是由国外流向国内的；

第四，它是由学术逐渐影响政治的。

三、儒家法文化的前景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当今世界文化多元主义的复兴。如果没有文化多元主义，如果还是停留在西方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下，那么儒家文化是注定要死亡的。所幸的是，现在由西方文化一元论转变到了文化多元主义。在这样的趋势下，我引用一些已经成名成家的文化大师的话来证明文化多元主义。

新儒家代表人物钱穆先生在晚年（八十年代）写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指出：“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宿之处。他深信中国文化对未来世界人类生存有着贡献，而且这个贡献主要在“天人合一”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之归结恐怕将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说：人类向更高级的组织和联合形式的进展的过程中，在当前我们所面临许多统一问题当中，我想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汇合了。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的向中国学习。不但要向现在的中国学习，还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号称“现代科学史之父”，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要重视东方文化、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他要求西方人不要以文化优越者的姿态轻视东方文明，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大力向西方人介绍东方古国的智慧，力图达到东西方文明相互借鉴。他曾经预言，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人类文化学大师汤因比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可行之路，但在这一点上，世界各民族中只有中华民族作好最充分的准备。中国人与东亚各民族的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会不可避免地在人类统一过程中可能发挥主导作用。

上面都是个人的观点，我们来看看集体的。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讨论“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与希望”，其中东方哲学、儒家文化曾经是一个讨论的热点。会后会议的主持人阿尔文博士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还要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思想中去寻找智慧。

四、儒家法文化复兴的条件

儒家法文化复兴的条件尚未具备，但我想应当有如下几个条件：

首先，经济繁荣，国家强盛，政治安宁，社会繁荣，民族振兴。没有这一条件，儒家法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处于弱势的。

第二，民族的精神要强健，要有自信心，要重视和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西方文化学者说：如果一个民族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传统，那是没有出路的。而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强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第三，要真正确立多元主义文化价值观，彻底摒弃文化一元论的价值发展理念。

第四，要重视对儒家传统思想经典的重新释读，要纠正过去的误读，要破解其中的密码，要转化创新。在这个方面我作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儒家法思想通论》。其中对过去的经典的误读和经典的重新释读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一点，应该会通中西，重建我们的优良传统，改进我们的制度，建立符合我们文化精神的法律制度。从汉儒的衰落到宋明理学的兴起经过了八百年历史；从清末鸦片战争到现在，儒学的衰落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研究开始复苏到现在才二十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儒学复兴这个历史课题注定还要走非常漫长的路。我们这一代人也许看不到它的结果。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守先待后”，即守住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文化，等待着后辈来弘扬光大。即使儒学得以复兴，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但它仍然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已，绝不能搞儒学一元文化主义。我的讲演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赵明：

俞荣根先生为我们作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博古通今的主题报告。他的基本追求大家都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无论是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创建我们新时代的新文明，恐怕都需要集思广益，需要有多种声音、多种意见，这大概是通俗意义上俞老师所强调的复兴儒学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要真正确立起多元主义价值观。基于这样的立场和西南法学论坛一贯的学术批评（当然这样的批评是理性的，不是属于无缘无故的挑毛病）的传统，我想今晚的论辩将比以往的更为精彩！

下面有请法律史博士生导师、在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在民族习惯法等领域具有开拓精神的陈金全教授为我们作点评。陈金全教授与俞荣根先生曾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睡上下铺的同学，现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教研室任职从教，因而对俞荣根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道路有着相当的了解。有请陈老师点评！

陈金全：

去年十月份在这个讲坛上中国当代有名的大儒――蒋庆先生给我们作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的讲演，当时我的评价是二十一世纪关于中国文化的宣言。今天晚上我们听了俞老师的讲演我仍然认为是一篇关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宣言。

俞荣根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同窗，我们在北大燕园共同度过了六年时间，共同接受了冯友兰、张岱座、金岳霖等大师的教导，他的治学一方面受北大燕园的熏陶而逻辑严谨，另一方面受杨景凡先生的影响而着力于儒学的研究。杨景凡先生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他五十年代就研究孔子，并且受到批判，后来打倒四人帮以后，杨先生很受器重，刚好收了俞荣根先生为研究生，所以在杨先生的影响下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开始了儒家思想的研究。共同写作了《孔子的法律思想》，这本书影响很大，当时的海外评价在中国大陆有三个人对孔子的研究最为有名：一个是北大的张岱年先生；第二个是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先生；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西南政法学院的杨景凡先生以及他的学生。

听了刚才的讲座，他的激情对我也有感染。我也是一直站在复兴儒学的立场上去读书。但是这些年遇到了一些困惑：学术界为复兴儒学做了许多工作，但社会上的人们还是很冷漠。去年我跟蒋庆在渝北新校区开讲座，讲完后，有几位低年级的学生围着不让走，要求辩论，他们说：孔子有什么好？儒家有什么好？他鼓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有什么好？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就是批判儒家的，你们为什么还说儒家好呢？社会是冷漠的但我们是很激情的！（掌声）所以我想请俞老师作一个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裂？

此外日本、新加坡、港、澳、台地区的民众对儒学是持拒斥态度的，转而选择佛教。这是一个学术界的热情与社会的冷漠的分裂。还有就是经过我多年调查研究发现，经济落后的、偏远的地区比经济发达地区在传统文化方面保留得要多一些。例如，在蒋庆先生书院所在的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几乎每一户人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也是一个分裂，例如经济发达的广东很多人相信佛教而不相信儒学。我们重庆的一所小学是最早提倡读经的小学，看到这个报道我很兴奋，后来我调查了也只是一阵热潮就没有了，还是读不下去。这里，还提出一个问题：刚才俞先生描述理论儒学复兴的前景，我想请俞教授能否简单地勾画一下未来儒家法文化的复兴究竟是怎样的一副前景，不要细节只需描述一些轮廓。

第三个问题：鲁迅先生提倡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但他却对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传统法之魂——儒学加以大力批判，想请俞荣根先生解释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谢谢大家！

赵明：

刚才陈金全先生向俞荣根先生发出了三个层次的疑问，待会儿由俞老师回应。今天点评嘉宾的结构刚好是老、中、青相结合。刚才是由与俞荣根先生有同学缘的陈金全先生提出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现在由俞荣根先生的学生辈刘泽刚老师为我们作点评。

刘泽刚：

作为一个西政人，我是听着讲座长大的。一进西政我就对西政的讲座痴迷。这么多年来，我感觉西政的讲座文化的确是校园文化的风景线。

我认为西政的讲座文化有两个特点，一是“热”，持续的高烧不退，热闹非凡；二是学术批判性强，不问尊卑、出身、长幼。今天我作为俞老师的晚辈和学生，到了这里也要做些批判性的工作。但批判有两种，一种是内在的批判，从学术本身内在的理路出发，不违背它的理路前提，从理路的本身推出矛盾，这是很高明的批判；还有种批判是次之的批判，从另外的立场出发，从另外的视角对理论进行批判。很明显，我缺乏水平进行内在批判，我只能进行一种外在的疑问。

我的疑问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听了俞老师的讲座以后，总的感觉是，这个题目本来应该是儒家法律文化，但我感觉是文化多，法律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听到多少有关法律的问题。这其实涉及法律文化研究中经常存在的一个理论缺失：我们的法律文化研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了很多的范式和成果，但我觉得他们往往都缺乏对法律文化研究语境的高度自觉反思。我们现在的法律文化研究，有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就是这里的法律文化研究是在现在的背景下、在现代性的困境下进行的法律文化研究。那么现代性与以往的社会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一点不同就在于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社会，同时它也是个功能高度分化的社会。法律在一个功能高度分化的社会要发挥作用只能发挥法律那种独特的，别的系统不能替代的作用。基于此，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就容易理解了，例如著名的法理学家德沃金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论断：“西方的法治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西方的法律——尤其是在英美这样典型的法治国家——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其他的系统，如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只能以一种方式影响和改变法律，即以法律的方式改变法律。”如果你不是以法律的方式改变法律，而是以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的方式去改变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就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儒家法思想的确非常精深、高妙，且对中国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亦不失为一剂良方，但我个人以为儒家法思想不应当轻易的或者简单的在我们的法律中出席。如果轻易的、简单的、甚至是通过政治运做的方式把儒家法思想注入到我们的法律中来，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文化复兴了，但是法律的精神，却更加衰落了。这里蕴涵着一个我想问俞老师的问题：儒家法思想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一种什么样比较正当合理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法律系统，影响我们中国的法治生活，而不会造成那种法律本身被边缘化的状况？当然我想俞老师在这里没有展开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就提这样一个简单幼稚的问题，希望俞老师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能把它充分的展开。谢谢大家。

赵明：

刘泽刚老师是新生代，更注重现代学术理路的思考，也跟我们的学术前辈俞荣根先生提出了问题。下面有请付子堂先生对俞先生的讲座作点评。他是法理学教授。刚才基本上都是研究法史的，陈金全老师是法史的博士生导师，刘泽刚是我们学校法史专业的硕士，现在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教学工作。付子堂先生是研究法理的，从法理的眼光来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呢？请！

付子堂：

感谢主持。各位同学晚上好！今晚我非常荣幸的回到了20年前。在20年前我大四，俞老师给我们上选修课中国法律思想史。读研究生之后，俞先生也给我们上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专题。从俞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是正宗的俞老师的学生，永远是他的学生。

今天有一个感触，就是俞老师的学术青春永驻。八五、八六年时中国的学术各界掀起了一个学术热：“文化热”。俞老师的鸿篇巨制《儒家法思想通论》也是我们经常学习的范本。但我们的坛规限制，我也就不再歌颂了。下面讲一下我就这个问题本身的一些感想。

首先，俞老师今天演讲的主题跟蒋庆老师在这里发表的演讲可以说是同一体系，这提醒我们一定要有文化危机意识。今天我相信听了之后我们的危机意识会更加强烈。当时蒋老师讲到一个命题：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这个提法是惊心动魄的。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但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已经丢失了，失去了它，就是失去了我们的魂。但我们相信，我们中华文化是我们世界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而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中华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学。这是事实，是抹杀不掉的。无论后来经历五四运动还是“砸碎孔家店”等等运动，我相信，这种精神是不会死掉的。

第二、我们要看到，儒学从实践的角度看似乎已经消失了，但实际上是发生了一种形态的变化，而儒家的这种法文化已经渗入到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和心性之中，因此我们要对儒学的复兴充满信心，我们的民族魂是会慢慢恢复的。刚才泽刚说到俞老师对法的方面涉及不多。但我们要注意到，在我们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有了儒学精神的存在，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例如我们的民法通则里讲到民事责任时有一种民事责任叫“赔礼道歉”，为什么“赔礼道歉”可以成为一种民事责任？我不知道其他的法典和文化中有没有这种法律责任。

第三、我们还要看到，儒学有很多存在形态。蒋庆先生讲到政治儒学的问题，还有文化儒学，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法律儒学”？如果我们要复兴儒学的话，我们也要从各种形态中慢慢做工作，包括我们的法学。蒋庆先生提醒我们要建构一种中国文化特色的法学。那么我们能否建构一种中国文化特色的法理学。我们在中国文化中能不能从理学中提炼出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搞一本书，一个西方术语都不要，全部引用中国的古文，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现在还不知道。

下面有几个问题请教俞老师：

第一、俞老师讲到儒家法文化的七个困境。他讲到最后一个困境说是自身的困境，我正想往下听，他说这个不是根本的，然后又说这个是内因。那么如果内因不是根本的，什么是根本的？摆脱了这些困境之后又会如何？摆脱了这些困境后，儒家文化就会复兴吗？它的标志又是什么？

第二、儒家文化或者儒家法文化究竟有没有复兴的可能？他的可能性存在于何处？儒家文化复兴的途径究竟是什么？文化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达到这个目标。

第三、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法文化的前途。俞老师说96年这个文化达到了高潮。当然，关于以德治国的问题，我们法学界还有很大的争论。那么，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什么？现代法治精神和传统儒学精神在现代中国法律制度中如何达到一种和谐？

最后一个问题，能否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破解儒家传统思想的密码？

总而言之，我们相信儒家法文化一定会复兴的，但是，我们要重在过程。刚才说看不到结果，究竟什么是结果，还不一定。只要我们有了过程，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赵明：

子堂教授是我们法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站在理论的、逻辑的层次上，对俞荣根先生的主题报告发出了相当体系化的提问和质疑。待会儿请俞老师再回答。今天晚上有法史学、法理学的教授，还有部门法的两位专家。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我记得陈寅恪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判断：儒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为主流，一个根本的原因乃是因为它的制度化。如果不通过制度化这样一个现实的途径，仅仅停留在一些观念、理论、符号的意义上，恐怕儒家文化不太可能成为一种主流，恐怕也没有我们今天讨论的所谓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复兴这样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今晚有意识安排了两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有独到见解的专家。以他们的专业眼光来看俞先生今晚的报告，能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他们将提出怎样的质疑？

首先有请吴越教授作点评。顺便介绍一下，他是从德国回来的洋博士，对德国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他可以作一个中西文化的比较。有请。

吴越：

首先感谢赵明的吹捧。其次，我想首先申明一下，我这个身份对今晚的讲座而言是很不利的。因为今晚倡导的是国学、儒家文化。赵老师已经把我的秘密都说了，我在西方读了几年的书，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这跟儒家是格格不入的。另外想申明的是，我本人对俞荣根老师是非常的敬重，他的思想也影响了我。而且回国以后，他在学术和其他方面也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比如，他亲自推荐我去重庆市一家很大的公司当独立董事，对这件事情我对他是永远感激的。但是，既然今晚是西南法学论坛，那么我下面的话尽管俞老师不喜欢听，但是为徒的还是要说一下。

首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前两年的德国和法国，对在我们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需不需要一种主流文化，或者是否还存在一种主流文化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问题的根源是这样的，德国由于人口的负增长——法国也一样，像土耳其人、波兰人、捷克人等等都大量地移民到欧洲，包括我们大陆的学生也有一部分成了移民，这就导致了文化的多元，以前是信基督教，天主教，这下好了，他们不仅带来他们的思想、技术，也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就像俞老师所讲到的一样。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妇女戴头巾。你想想法国人为什么要禁止戴头巾，这是他们的担心，西方人担心他们的主流文化在全球化的声浪当中销声匿迹。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对需不需要一种主流文化，电视里面辩论得非常激烈。白种人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并且议会堂堂正正做出了一个决议：以后不要再讨论主流文化了。为什么呢？主流文化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下，与全球化、多元化是格格不入的。要么取其一，要么取其二。要么需要一种主导思想，指导思想等等，要么全球化，你就要容忍，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那么想请教俞老师的一个问题是：在越来越全球化和俞教授所反复强调的多元化的当今，我们是否真的还有必要倡导一种主流文化，甚至用制度的方式、政治的方式把它推进和发扬光大，甚至俞先生讲到的复兴？这是我的第一个困境。我的第二个困境又是什么呢？今晚俞教授反复用“困境”来表达他对儒家文化的一种担忧，当然对他这种立场我本人是非常持同感的，但是，理性的一面，思想的碎片的一面告诉我，我不太赞同他用“困境”来描述，我认为（当然我的研究很肤浅），对儒家文化本身的产生、发展和逐渐的萎缩、消亡，再复燃，它有一个历史的演进，如果我们用“困境”来形容它，当然，俞老师所讲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个我是赞同的，但我还是不赞同他用“困境”来描述。据我的一知半解，儒家自身的一些致命性的创伤和弱点才导致儒家遭到致命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虽然这被我们很多国人所看不到，但是这是事实。

我首先想请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回忆一下，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之后我们要大声的呼唤两位先生：一位就是“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另一位就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甚至抓住了“赛先生”，今天对科学的那种崇拜超过了对“democracy”的崇拜，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走起来了，把这两位先生请进来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以前根本就没有民主和科学，那也是不对的 。但是还是西方人比我们先走了一步。我想正是五四的仁人志士到西方去，请回来了“赛先生”，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请回来的“德先生”，那么才是中华民族真正有了复兴的时候。我想请问俞先生的是，我们的儒家思想里有这两位先生的精神吗？在我们的儒家思想里强调的是“忠君、谦卑”，强调的是个人义务，而不是强调个人权利，没有强调怎么保证公平的有效的社会制度，我想这正是儒家的致命缺点之一。第二，儒家一直强调四书五经——它是我们的国粹，本人不敢妄自菲薄，但是我们当今如果还抱住四书五经不放的话，我们会有现代化吗？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共同关注”的报道，在四川省成都市，有一位老师他每天是身着长衫，而且在成都附近找了个小院子，就是要办私塾，就像孔老先生一样，现在他已经请来了十多位学生。作为对应，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也有一位非常尊重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位学生，一天他穿着功夫鞋，身着长衫，横披一把宝剑，来到我的家里（笑），他说：“吴先生，你看我像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吗？”（笑）对此，我哑口无言。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儒家思想仅仅在于那些传统吗？在于那些烧香拜佛吗？它的真正的灵魂在哪里？这是我最后想请教俞先生的。谢谢各位。（掌声）

赵明：

从吴越教授的点评当中，我们确实看出来了两个“尅星”。儒家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和德国的自由主义两者之间确实有点水火不相容。但在这种尖锐对立当中恐怕更能够激发我们去思考的一种动力。所以，待会儿也由俞先生对吴越这位自由主义学者进行反击。下面有请（大家都知道）主张相对合理主义的龙宗智先生（笑）。刚才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传统文化，两个极端对立，下面有请龙先生站在相对合理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俞先生的讲座。

龙宗智：

谢谢大家。刚才赵明的称呼。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在介绍我们几位教授的时候，一改过去的说法，大家都注意到了，拍巴掌都不一样，他把我们教授都称“先生”。这可能也是有考虑的。因为今天是一个儒家文化的讲座，对老师习惯称先生，这个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听在心里总是有点不太对味，因为俞老师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个师生的关系，在他面前我们叫先生怎么都不太合适。这个是一点感受。还有就是，俞老师跟我们不仅是师生的关系，我对俞老师的学术和人品都非常的尊敬，我们多次一起开会，一起参加博士生的答辩。我们两人在发言上基本上都是遥相呼应（笑）。或者是他在前面讲，我在后面支持，或者我在前面批，他在后面响应，反正有我们两位在场，诸位博士生就比较难过。但是也是为了大家的好，为了学校的学术精神的传承。

出于学校讲座的一贯的精神，加上我在讲台上作为评论人一贯的风格，倾向于批判，而且是直言不讳的批判。前一段时间另一位儒家文化的倡导者，这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儒家文化的践行者――蒋庆先生在这做讲座，记得我做点评时，对他作了三句话的归纳，非常的严厉。  第一句话是：价值层面的文化反动（笑）。第二句话是：不切实际的文化依恋（笑）。第三句话是：叙述与推理的逻辑矛盾。比较尖锐，但是对俞老师我不敢说这么重，而且他的立场和蒋庆先生的立场不太一样。蒋庆先生基本上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清流派，基本上是一个反现代化派。但是俞老师不是反现代化的，他是讲儒家思想的现代化的转化，是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怎么传承和发扬儒家思想，和现代思想有一种融合性。所以，我在很多方面对他的观点也是赞同的，所以我只能做一个温柔的批评。还想说明一点，如果从价值层面来讲，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个不太好批，还有前面有些教授已经做了批判，我主要从技术、叙事和解说的层面，特别是逻辑的层面来指出俞老师在思想的展开当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我把它也归纳为三句话，简单来说就是（俞老师今天的讲座归纳起来就是儒家文化的困境与复兴）：第一，何为困境？第二，如何复兴？第三，复兴为何？我下面作一个具体的解说：

第一，我觉得俞老师在这个讲座中把儒家文化的困境说得不太准确或者不太清楚，甚至产生了一种逆向的效果，他讲了七个方面，有些方面不能说是困境，也许正是儒家文化的长处，它的闪光之处，因为俞老师把儒家的两个逆向的方面揉到一起讲，第一个是儒家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挑战，现代的思想、现代的体制、现代的器物层面的总体性的挑战，他讲了很多方面，我觉得这确实是使儒家文化陷入一种困境，但是俞老师也讲了在文革当中的批林批孔，在人格上的完全的毁灭，完全没有儒家的那种东西。他把这个也说成是儒家文化的一种困境，我觉得不宜这样讲。也许正是在这些非理性主义、非常愚昧、非常落后的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当中，体现儒家文化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所以，把它混为一团就导致一种稀里糊涂的感觉。

这也可能是像俞老师说的，昨天晚上才准备，今天又开了一天的会，简单清理，在有些方面没有展开。特别是，就像刚才子堂教授提到的，儒家文化自身的困境是什么？它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挑战？俞老师讲是政治的、制度的等等方面，但是它的困境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没有展开。像蒋庆先生提到的，儒家文化有两个反面，一个是政治儒学，一个是心性儒学。过去我们讲心性，就是人格道德方面讲的比较多一些，但是蒋庆先生在政治儒学方面进行了展开。我觉得俞老师应该进一步的展开，说明我们应该怎样复兴我们的儒家文化。

第二，对“如何复兴”，我觉得俞老师没有讲清楚。要复兴什么样的儒家文化？俞老师讲到了有一些高明之人对儒家文化的叙述，但是我没有体会到俞老师到底讲的是什么复兴，就像有些学者讲的是寻找智慧还是主导智慧，可能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都认为需要在儒家文化中寻找智慧，比如说，我们提“以德治国”、“和谐社会”都是在儒家文化中吸取精髓，梁治平先生就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这样的书。那么应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一直在儒家文化中寻找智慧，而且寻找了许多智慧，但是俞老师说这个现在还没有复兴，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儒家文化不仅作为一种智慧来寻找，而且要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立起来，这个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刚才吴越老师也讲到了，在一种多元化的社会里，儒家文化来主导，不仅是思想的复兴，而且是整体性的复兴，现不现实？它能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挑战，现代化对我们这种思想的要求，制度的要求以及它的工具理性的发展？这个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疑问。再一个就是，俞老师讲到法文化的复兴使我们感到更加困难，法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制度的东西，它讲等差之治，君主之治这跟现代的民主、宪政、法治这种理念从基本层面上是不一致的，那么讲儒家法思想的复兴可能有更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还有必要复兴吗？为什么这样讲呢？俞老师讲了复兴的几个条件，第一个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复兴，必须要有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强盛，民族的振兴，民族精神的健强，包括珍惜自身的传统，还有真正确立多元主义的价值观，重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解读，要会通中西等等。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都已经经济繁荣，民族振兴了，还需要复兴儒家文化吗？（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复兴儒家文化，我们也能达到经济繁荣，民族振兴，政治强盛，而且还能实现多元主义，那么我们还复兴儒家文化干什么呢？

我就是这三点意见。谢谢。

赵明：

龙宗智教授这样三个问题：何谓困境？怎样复兴？复兴为何？我非常赞同。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基本上问的问题。我还想在他的“何谓困境？”下面再加一点：谁的困境？这个更值得我们思考。吴越教授讲的那个故事到现在还在我脑海里萦绕，阴魂不散。一个中国人穿着长衫，在那讨论复兴，然后，德国一个学生也穿着长衫，练着功夫，也称为中国文化。到底是这些穿着长衫，其实也可以穿着其他衣服的人的困境，还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困境？这个恐怕更值得我们考虑。因为我的脑海里面有些形象提示自己：中国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只剩下一套服装了，表演化的成分太重了，这是我最近这两年来特别深的感受，这是题外话。我也想为俞老师的讲座作一个点评。

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是俞老师的弟子，92年跟随他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我深受先生在学识、人格、乃至在最普通的生活各方面的关爱、关照，可以说是哺育，是他把我带到今天，这一点我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有时候也在私下，独自对自己必须要有所警醒，有所交代的问题。在我跟随俞老师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俞老师对我的个性有所了解，我过去比较粗野，经过跟他三年的学习，他对我的调教、教化、教养使得我现在显得稍稍文雅一些，但是本性难改。在学问上，在真理的讨论上，一定要较真，一定要问个为什么，这样一个从小养成的习惯，俞先生不仅没有对我压抑，没有消除，反而在跟随他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当然也纯化了，更像一种学术的质疑，也是我要向先生表示感激的。在跟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就不是属于唯唯诺诺的，也是要对有关孔子讨论一些问题，有时候也惹得先生生气，但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两个小儿科的问题让先生感到高兴。很遗憾的是最近几年能够像今天晚上这样和先生在一块共同就一个学术问题思考、讨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今晚上能有这个机会，我个人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满足。在这里，首先向先生问一声好，希望先生保重！

先生今晚的题目是比较宽泛的，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命题作文。我们的时间非常仓促，因为昨天下午才跟先生联系，希望他来救火，能够给我们搞一个西南法学论坛。先生仍然像当年一样，弟子有什么请求，总是有求必应，也答应了，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宽泛的题目，主要是让我们所有的点评嘉宾能够有话可说，有问可提。这是先生的一个考虑。当然，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题目，实际上又是一个需要很大功力才能驾御的问题。今晚先生在一个小时之内的演讲，充分展示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的这样一种能力。但是，就像过去先生教导过我的有关问题一样，我今晚在听到先生这一期讲座以后，其实对每个问题我都要打问号。还跟过去一样，先生越来越坚持他自己的道路，而弟子的质疑也越来越激进，甚至我不知道要如何去平衡。对于“困境”问题，我不认为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刚才我还说要补充一个：谁之困境？其实里边讨论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等等，如果那也是困境，比如说过去的，在经济上有庙产，有学田等等，其实我们今天讨论、思考儒学，进行儒学研究的学者们不需要学田、庙产，是国家发了工资的，今天无论是蒋庆先生还是其他先生，他们都是领着国家的俸禄的。而且，这样年薪、俸禄对他们的生活并不造成多大的经济困境，至于说把这样一个经济再拿过去，转换到社会上去办办私学，收几个门徒，不让他们交纳学费，我想肯定那是有困难的。其实孔子当时带弟子的时候就是要收学费的，也不全是免费的。至于龙宗智教授说怎样复兴的问题我也有同感，不重复；复兴为何，我也有同感，也不重复。这里我想只能以一种学术得立场来回应先生，才能继承先生的学术道统，否则的话，我有愧为先生的弟子！这也就是我这几年一再提醒自己的立场。

先生在讲到“前景”的第一点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而且和他讲座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须再讨论的一些共识有关的，比如说，第一个共识，人类文化史上从不中断的就是儒家文化，世界上有几大法系，中华法系属其中之一，总之是给我们带来了骄傲的东西。当先生讲到“前景”的第一个方面的时候说，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主义前提下的“复兴”，先生讲的这个事实确实如此，今天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价值论取向的时代，我要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文化的多元主义价值观，是谁提出来的？谁发明的？谁提醒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的？不是我们儒家，而仍然是西方人，是西方的学者们，是来自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自否定”，也就是对他们过去确实倡导、确实推行、确实殖民化了的所谓欧洲文化中心论，所谓欧洲文化一元论的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这样一种否定和反思不是外在的，也就是说多元的价值观，对于一个西方人、一个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与一个中国当代学者之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其寓意和价值是不一样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可是很遗憾，西方那儿具有独特价值蕴涵的那种所谓价值多元论在我们中国当代学者中却变样了，变成了我们重新拾起过去这些年觉得不体面的儒家文化的一个幌子。原来羞羞答答，现在要堂堂正正的来主张我们的这一套传统。我们重新拾起一个幌子、一套工具、一套外衫、一套服装。因此，我完全可以不用穿着西服，而可以在讨论儒家文化的时候只穿着长衫，穿着布鞋、摇着蒲扇。这是我们在讨论文化价值观的时候要考虑的。好像我们又找回了自信，可是这种自信我感觉到是多么的虚伪，多么的虚幻，多么的没有力量！为什么这么说？这样的一种价值文化论，多元论提醒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世界的多元化需要资源共享、需要共同面对人类未来的这个条件下，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的前提是我们怎么样去开掘，怎么去发现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就要去培育，去发现任何一个民族包括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这样一个民族，对未来意义的发掘能力，而这样一种能力恰恰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长久以来最为压抑，最为剥夺的就是自由人格、自由思想，尽管它也讨论“直道”，自由这个词还没有，只有“直道而行”。但是正如俞先生所说的，它依托的背景是君主，君道，所谓想“为王者师”，这个实现不了，那就为“良臣”吧，良臣也不行了，就为一小吏，小吏也不行了，那就只好揣着儒家的道统，带着道家的行头，叫做“乘桴浮于海”，做隐士去吧。这样的一种直道，这样的一种自由，恐怕与能够自我反思、自我挖掘、自我开示、自我重建自身文化传统所需要的一种能力太不协调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精神尤其是这种能力，这个民族除非她不遇到外敌，除非她不遇到大的灾难，一直在闭关锁国、一直在一种优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她可以延存下来。一旦这种外在条件出现变故，她将摧枯拉朽，毫无抵抗能力。这就是有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强盗，确实是强盗，铁骑、炮火之下，很快坍塌、狼狈不堪的根本原因。我们从这里边不是要捡起或者修补一种虚幻的民族情感、一种虚假的东西，而是要努力的反思我们当外敌来了的时候，我们怎么不行了？外敌没来的时候，行与不行没有关系，这才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我们所要做的。而不是打着一种所谓文化多元的旗号，来给我们寻找一种体面的、漂亮的，可以遮羞的那些东西。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也经常关注儒学，发现我们所找出的点点滴滴，在西方文明中也是存在的，包括忠、孝、包括“亲亲相为隐”。我记得中南政法大学的范忠信先生就写过这方面的论文。“亲亲相为隐”在中西法律文化中都存在，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是俞老师刚才提到的99年左右那样一次儒学在当代的讨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我们找出来的东西人家都有，问题是找出来的这些个碎片、因素、元素，在西方却生长出了另外一个整体性的文明。在我们这里却是需要借助人家的眼光、人家的提醒才找出来这么一个碎片。这个碎片又在当代、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能够在内在逻辑上、在生命形态上整合为一个体系，而不是碎片的颂歌。这是我今晚听到先生的讲座以后，我仍然表示质疑的原因。我认为我对先生所理解的文化价值论的立场，不能表示同意，如果要质疑今晚整个讲座，我认为这是个根本。如果把这点抓住了，其它的就很好办。话就说多了，由于今晚的身份，由于自己的个性，我很想抓住今晚的机会向先生发出疑问、请教，我希望先生下来以后给予我耳提面命、给予我教化。

下边，有请先生对各位点评给出的问题作一个回应。另外，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对同学提出的问题尽量给予回答。有请先生！

俞荣根：

谢谢！我对今天的讲座有一些感慨。首先是在座的几位点评嘉宾除了陈金全教授之外，都曾经听过我的课。赵明刚才说我是指导过他。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毕竟还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讲究师道尊严嘛！（掌声）所以他们在点评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因而在点评时，都先是予以褒扬，然后再提出一些很有教益意义的问题。中国百年来已经淡化的师道尊严在今天的在座各位中间依然存在着。第二个感慨是我还是有一点儒家的精神，那就是宽容。（掌声）因为尽管赵明他们上过我的课，但我没有扼杀他们的学术创新精神和自由精神。仅仅就这一点来说，儒家文化确实还有积极意义。（掌声）

今天我很高兴各位教授给我提出了这么多有启发意义的问题，体现了学术的精神。真正的学术并没有确定的结论，而在于争论，在于百家争鸣，流派纷呈，对于儒学法文化这么庞大的问题，我尽毕生之力研究，也难以提出让大家都满意的答案。如果真的能提出来，那么儒学早就复兴了。

我们在此著书立说，就要让大家把民族精神传承下去，当然未来的民族精神肯定不是儒家文化一枝独秀，如果那样的话就肯定不是民族精神。因为在多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儒家文化只是多元文化的一元而已。而且儒家文化的形态也应适应现代生活有很大转变，否则儒家文化就是固步自封的，不能复兴，也不值得复兴。我想我这句话就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了。

刚才陈金全教授谈到社会对儒学很冷漠。确实是如此。儒学从来都是精英层面的学问，这可能是它的缺陷。陈金全教授也讲到穷山沟里也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其实在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也有这种牌位，这表明社会对学术研究并非没有一点回应。

青年人对儒学的责问，我很欣赏，在此我们要责问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青年人的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都给他们灌输这样的观点，儒家文化就是“男尊女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夫要妻死，妻不得不死”。那么青年人怎么不会责问呢？甚至大学历史系教授也对儒家法文化不理解，更何况社会民众呢？所以说，青年学生的问题是我们的老师的问题。我们应该反躬自问：我们究竟教给了青年学生什么？我们往往把一些解读错了的中国文化教给青年学生。我们中国学生学到的是坏的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此外，教授们在给中央领导开法制讲座，也常常把古代的“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附会起来，也常常把古代的“为政以德”，与“以德治国”附会起来，无形中又把中国传统法文化予以不当的解读。总之，社会的冷漠，青年的责问都跟我们这些老师有很大关系。

鲁迅先生本身就有民族魂。鲁迅先生不但批判儒家文化中的糟粕，也批判了中医中的糟粕。在历史上儒学从来就有正统的儒学，有官方的儒学，有学术的儒学，也有庸俗的儒学。历史上从来如此，人格上的糟粕面的俗儒或者庸医不能作为儒学的代表！大浪淘沙，历史是最好的筛子，会把一切泥沙都沉淀下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谁是民族魂，谁是民族精神。如果没有岳飞、没有文天祥；如果没有朱熹、王阳明，我们的民族传统又从哪里来呢？他们又是由谁来陶冶的呢？当时中国社会没有马列主义，也没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他们是由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陶冶出来的。鲁迅先生批驳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柏杨也批驳的也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刘泽刚讲到我的讲座是“文化理念多，法律理念少”，在我昨晚写出提纲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中国古代本来就没有纯粹的法律制度，儒家更没有，这是事实。要讲儒家法文化就必须讲儒家文化本体，讲到它的本体也就把里面的东西带出来了。那就要看怎么听了。譬如说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尊重别人，自己不愿意的东西也不要强加于人。西方民法精神讲“诚信”，儒家特别讲“诚信”，我在《道统与法统》一书中对此专门作了考证。中国古代的“诚信”主要体现在民事交易过程中，要求“老少无欺，童叟无欺”。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就表明研究具有这样一种难度：要研究儒家法文化，就必须认真研究儒家文化。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不然中华法系的特点就和西方法系的特点没有区别了！法律理念少了是由于自身的缺陷，我一直是搞法律思想和文化研究的，隔行如隔山，精准的语言是少了，以后有机会再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交流！

子堂教授、宗智教授都谈到这样的问题，哪一个困境是根本性的？为什么儒家文化的自身困境不是主要的、根本性的？我还是觉得儒家文化的自身困境不是根本性困境。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变更，没有人们重新寻找指导思想，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半殖民地的历程，没有这么一个内忧外患的历史阶段，那么它的自身原因应该是主要的。儒学尽管在封建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汉儒自身的谶纬化、神学化造成了儒学的长期衰落。但是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儒学自身的原因不是主要的。

反过来说，如果现在我们要重新研究、振兴。复兴儒学，外部条件不是主要的，儒学自身的创新转化和重新诠释是主要的。那么儒学的复兴有没有可能，首先在于复兴的目标是否定位正确。吴越教授说：你既然主张多元化，为什么还要提什么主导思想？首先，我从来就不提倡儒学就是主导思想。我现在没有提倡、今后也不会提倡儒家文化或儒家法文化作为我们法律制度或社会生活的主导文化。这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复兴的目标是传承优良传统文化，不是作为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民族精神来传承。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在历史上是用儒学代替宗教的。香港有一位中国儒教协会的会长汤恩佳主张儒学就是儒教，任继愈先生也主张儒学就是儒教。但是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信仰不一定都是宗教，儒学就是一种伦理信仰，或者叫一种伦理关怀，或者叫一种伦理皈依。现在我们还未达到这种境界，所以仍然在努力当中。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既提倡“德治”，又提倡“法治”，“德治”在我看来是当官的人要“为政以德”而不是以德来治民。儒家就是讲“为政以德”，当官的人身体力行，不贪污受贿，那么就是奖励老百姓去偷盗，老百姓也不会去干。这就是“为政以德”。儒家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致中和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的“中庸”、“中和”思想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智慧。目前提供“和谐社会”也与这种思想相契合。我想，这样一步一步下去，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

至于在法律中怎样表现。当然，我们不可能把《大清律例》恢复起来，这无异于白日说梦，这也确实是反对的。但是我们的法律精神里面要贯彻一些传统的理念。付子堂教授刚才讲了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形式“赔礼道歉”是受传统儒家法文化的影响，“赔礼道歉”在行政法中也有。“亲亲相为隐”在现有刑法中是被否定的，但在以后能否确立起来呢？此外，尽管西方也有“亲亲相为隐”、“中庸”，但是中国的还是与之有很大的不同。

我从来不穿长衫，在出席国际会议时也是西装革履，正如赵明所讲的关键在于一种精神的传承与把握，而不能拘泥于形式。今天我们在讲座上进行的是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应当比较融洽、随和，不必正襟危坐，我穿得比较休闲，我们今天是学友间的交流，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精神。

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在此我不便多讲了。正如吴越教授所说的，“五四”运动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运动功大于过，这是大家的评价，我也基本上是这种评价。但是“五四”运动中确实也有倒洗澡水时把洗澡水中的孩子倒掉的情况。很多文章都有论述。也有学者问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能否走向资本主义？对这个问题，历史学界也对明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民主”，许多学术论著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西方的“民主”精神仍然是可以对接的。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些过这个方面的文章。目前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西方文化很伟大，具有很高的价值，这是作为我论证的前提。“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入大大促进了我国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但是对科学主义的崇拜，使科学主义一尊独大，出现了太多有“科学”没“文化”的现象。例如最近的圆明园铺设防水材料事件，铺设行为是符合科学的，于是有十二个科学家说是对的，但是法律学家和文化学家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忽视了对文化遗产原状的保护。氢弹和原子弹是科技发达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核技术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就指出其研究是与其愿望背道而驰的，成为了屠杀人类的武器，所以科学一定要有好的文化来加以引导，不然科学的飞弹到处飞，对人类来说就是灾难！（掌声）

儒家文化的复兴就是去救治西方文化的某些不足，并不是要去代替西方文化。至于“何为困境？”我想，尽管我列举了几个方面不可能概括完其所有的困境，只要大家能够承认儒家文化的困境，而不是故意否认现实社会中儒家文化的困境，那就行了。在此，我就不再加以论述了。至于“何为复兴？”，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复兴何为？”宗智教授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既然国家强盛了，社会和谐了经济繁荣了，民族精神健全了，那么还要复兴儒学干什么呢？我后悔刚才忘了说这样一句话：“这几者之间是互动的”，因为没有民族精神的健强，没有本位文化优秀传统的真正的复兴，上面的这一系列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譬如“和谐社会”问题。鉴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对于你们能提出这样问题我感觉很高兴！有的我刚才捎带讲了有的没有讲，我可以用别的方式回答。点评嘉宾的问题没有逐一回答但是我有一个总的表态！下来还可以继续讨论！（掌声）

赵明：

今天这场持续三个小时的思想大餐应该到结束的时候了，我提议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对我们永远的老师——俞荣根先生表示感谢！（掌声）第二，我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向参加我们这场思想论辩的点评的所有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第三我代表西南法学论坛的全体工作人员向参与、支持我们工作的全体老师、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