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燎原、何志辉等：法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沙龙纪要）

浪子按：平生风义兼师友，四载追陪受益多。湘大当年化雨，今日犹沾。感谢志辉老师赐稿。贴发此文，更怀念在湘潭大学的美丽日子和那些良师益友。

转贴自何老师博客“法海无边”。

编者按：“法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是由湘潭大学法学院学生社团法言社组织的学术沙龙活动之一，在2003年11月举行，主题发言人分别为程燎原教授、汪太贤教授、何志辉老师。本文系录音摘要整理，仅摘录程燎原教授发言纲要、何志辉老师发言纲要，均有删节。

程燎原教授：

人文精神是法学教育中的首要问题，我主要思考：人文精神应否构成法学教育的基石，应否在教育中贯彻人文精神，以及如何实现、养成人文精神。

我首先思考的是人文精神的意义何在。这要了解西方大学的历史背景，自大学起步就经历从人文教育到专业化、职业化、实用化的专门教育。早在希腊时代就有柏拉图学院等，不传授为未来谋生的职业，而传授自由讨论学习的艺术。被后人评价为，它的人文教育旨在培养人文精神，是悠闲的贵族教育，不为物欲所动，而为心灵自由之所。从此，大学人文精神成为西方大学传统，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性格。

但现在，现代化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也越来越细密和系统，大学教育不再可能固守人文精神的领域，走向专业化教育之路，法学教育就在这种背景下，遭遇人文精神的问题。在我国目前，也向此方向发展，虽然有所谓“素质教育”的提法，但仍然以专业化教育为主导，尤其是目前的司法考试给教育带来的影响，可能使法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遭遇灭顶之灾。所以，在这里讨论人文精神，或者是不合时宜的，也或者是恰逢其时的。

其次，我认为人文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精神。如同人类需要教养，法律也需要教养，需要自由的精神教养。恐惧自由的人，是不可能给他人同样自由的。缺乏教养的人，同样不可能给他人以教养的。台湾学者史尚宽曾经谈过一段关于法官职业伦理的话，法官必须戒除物欲的诱惑，否则越懂法，越能玩法、弄权，使知识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所以法学教育不能只在知识技能的训练上，还应该在品格训练上。蔡元培在北大时也谈论过关于留学归来的法政学生问题，他们也许熟悉法律知识，是合适的职业教育人才，但未必在品格上如此，是‘工匠’式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回头看现在的中国，大概如此，也是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席。其实，在西方，许多大师都涉及到一个人文精神的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如柏拉图《法律篇》谈到学习音乐舞蹈对法律教育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也如此，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首卷也谈法学教育问题的意义。杰弗逊既起草了《独立宣言》，是政治家，同时又创办哈佛大学，认为共和制度为保障政府权力与人权关系的最好制度，以民主立教育，重精神的自由、创新和理想，肯定了人文精神的意义。

最后，如何在法学教育中养成人文精神，我认为：人文精神应该包括整个人性的完善。哈姆雷特曾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启蒙口号也提出“人认识你自己”。关于启蒙，康德的启蒙观念是个人排除不成熟的蒙昧状态的过程，但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启蒙观，则变成了先知启蒙后知的教导与教化。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今天的启蒙在中国是变形了的。

其实，中国真正的启蒙者，不是胡适等留学外国的人，而是像鲁迅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人性的完善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大学虽短，但重要，关键就在培植人的信念。具体建议大体包括：一是在法学教育中，开设完善人性内容的课程，加入人文化的内容。例如文学欣赏，涉及法律与文学；音乐欣赏，等等。二是在授课方式上应该以符合人文精神的方式进行，即强调大学的师生互动关系，自由交流关系，这都离不开大学的自由精神。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理解自由的价值和含义，珍惜自由的宝贵。大学自由是大学的灵魂，不可成为话语霸权的所在地。所以，应该是平等的自由对话，以培养理性的人文精神，使自由不至于成为一种“表白”。

何志辉老师：

提问一：从人文主义思潮以来，到今天复兴的人文精神，是否有两种人文精神观念，一种古典时代的，一种现代主义的，二者的关系如何？其逻辑上的对立概念，是否为“科学-技术理性”？

提问二：人文精神对于法学教育而言，是否局限于法律人的职业伦理方面，或者可以突破到公共伦理方面？如果是，则可以扩展到什么方面？即其外延到底有多大？

发言纲要：

我要阐述的基本观点如下：法学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来自西欧中世纪传统，被近代发扬，成就当代西方法治；中国传统却没有法学教育，更没有人文精神，所以今天要借鉴西方，但须创新转化传统。展开分析如下：

形成原因和发展形态不同

西方形成法学教育传统，逐步渗透人文精神；中国没有法学、只有律学和讼学存在，缺乏人文精神，只因各自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不同。

中世纪罗马法复兴，导致法学教育崛起。在前虽有希腊的学院，但无专门法学，而是人文教育（如诗学、修辞学、逻辑学、演讲术），虽有中世纪的神学院（僧侣研究碎片化、习惯化的罗马法），但法学是神学的奴婢而无独立。所以，谈“法学教育”的西方起点，只能在中世纪罗马法复兴时起。人文主义精神与启蒙思潮兴起，促进复兴的罗马法之高度繁荣，也带来（罗马法）法学教育的繁荣，使法学教育从一起步就开始渗透了人文精神，这是一个良好开端。这时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联系密切，如复兴的罗马法，从“注释法学派”发展到“两巴”的“评论法学派”到法国阿尔恰特、居亚斯“人文主义法学派”，是逐步深入地渗透着人文主义精神。

我国传统却没有独立的法学教育。因为法律不如西方那样具有权威性，不能被尊重和信仰，而且没有西方法律独立的基础，所以，统治者不可能重视法学教育，相反，重视儒学的“德教”和“礼治”。既然从来都没有法学教育，更谈不上能够启发今天的、可以挖掘的人文精神传统。虽然古代中国有关于法律的学问，一是被官方认可的“律学”，另一是被排斥、被漠视的“讼学”，但它们都没有人文精神的成长可能性。“律学”以律典为基础，律典以皇帝意志为基础，因此律学不能体现出“人性”的普遍性，只能压抑人的天赋与才能。“讼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压制，从邓析被杀以来，到明清时期法律严惩讼师，都体现儒学对法律教育的压迫。

法学教育的独立程度与性质不同

西方法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与其独立程度有关；中国缺乏独立的教育，使法学同样如此。

“罗马法复兴”同时带来的是法学教育的独立化、科学化，开创西欧传统的人文精神式法学教育。法学教育的独立，来自意大利波伦那大学，形成独立的教师、学生、教材、思想、训练方法。而且，大学的自治程度高，从起步就具备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性质。西方法学教育，不仅是理性化的科学，还是人文化的精神，在法律制度发展中起重大作用，也被它反作用于更大的发展。

中国的私塾、科举教育，则是从属于政权的附庸。唐太宗曾把科举视为“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举措，历代皇帝也同样把科举视为笼络人才的最佳手段。虽然科举也发展出一定程度的“形式理性”，甚至有一定的“程序正义”，但在实质上既是压抑理性的，也违背了实质正义的，更压抑人文精神，使法学教育根本不可能发展出来。

 法学教育的模式和后果不同

在启蒙时代的西欧，被称为产生巨人的时代，出现许多天才、通才式巨人，法学界同样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的学术训练，从一开始就是人文化的精神熏陶。在近现代西方，法学教育发生变化。从培育法律职业者（律师和法官）的角度看，一支是发扬人文精神、强调经验主义的英美法系模式，如英国，律师教育贯彻人文精神，法官来自律师，法官“造法”体现出“衡平”技术的人文精神；美国大学法学教育来自跨学科的人文知识基础，他们共同缔造了英美法系最优秀、最持久的法治传统。另一支是压抑人文精神、强调理性主义的大陆法系模式，大学教育成为学习“工厂”，学生成为学习“机器”，法官也成为操纵法律机器的严格的、熟练的技术工人，不能造法，也不能充分自由地裁量。但今天，大陆法系的教育模式遭遇挑战，在许多方面开始学习英美法系，人文精神的传统可能复兴。

在传统中国，被视为“成功”的产品，只有“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奴性十足的举人，以及范进式的“疯了”的举人，以及今天大量存在的反向的“仕而优则学”（官僚“捞文凭”现象）；失败的产品则是无数“孔乙己”式的落榜者。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仍然沿袭传统教育模式，以及借鉴大陆法系模式，甚至今天仍然在重复灌鸭式教育，没有人文精神的启蒙和熏陶，只有理性主义的教导和塑造。法律职业成为只有冷冰冰的理性、没有热腾腾的感性的、科学程度并不高、人文含量更缺乏的一种世俗职业，缺乏被尊敬的荣耀，只有被羡慕的虚荣。目前的法学教育为追随现代化进程，过于强调大陆法系的模式，重视理性主义的教导，轻视人文主义精神。

所以，课堂讲授的模式，依靠教科书训练，带来的是批量生产的学生，是统一标号的产品，缺乏人文主义的“个性”的突出，只有共性的平庸，甚至连应有的理性也可能存在缺陷。更严重的是，对理性主义的歪曲，体现在法学教育上，就是依靠部门法的分类，人为地割裂学科的综合性；或者依附于时代的不同主题，如今天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的开课模式，砍削理论法学课程，取消跨学科知识训练，使人成为机械化的教育产品。

法学教育有否人文精神，在深层意义上关系到法治的发展状态

因为法治倡导依照良法的良好治理，更注重稳定性、恒久性，人文精神恰恰是人性中那些稳定的、恒久的因素，不管时代如何进化，“亮出你自己”始终是人文精神的主导；但理性主义是以技术进步、科学发展为依靠的，技术与科学都在发展，因此理性主义也在发展中逐步摆脱稳定性、恒久性，容易导致理性的滥用、法治的动荡。

反映在法治的发展状态上，就是：人文精神主导下的传统，更容易以改良和渐进姿态保卫法治的稳定性和恒久性，如，英美国家的法官在“遵循先例”和“造法”过程中，都贯彻人文精神，在关注传统与现实的统一中，形成最佳典范的法治社会。理性主义主导下的传统，更容易以革命的姿态进行理性的未来设计，以理性对抗传统，也对抗人文精神，以致大陆法系的法治从来就曲折复杂，虽然有悠久而发达的成文法典发展史，却缺乏足够的法治，如，法国宪法的多变，使其宪政难以成功，德国与日本也相继沦为一战与二战法西斯元凶。今天，我们仍然看到，法治最佳状态，在英美法系，而不在大陆法系。

 最后，以湘潭大学法学院的院训为例：“养浩然正气，铸法治精魂”，它在冥冥之中，强调的宗旨恰恰是人文精神，它以理性主义为前提，又是理性主义的升华，是一个至高的境界。

因此，在一个university容易蜕变为“由你玩四年”的时代，在一个追求liberty容易蜕变为追求“礼拜天”的时代，在一个“大学”容易蜕变为“作坊”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强调法学教育的人文精神，“要熏陶，不要训导；要启蒙，不要欺蒙”，既重科学理性，更重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