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大学生班级管理改革方面，尽管部分高校早已率先推行了“辅导员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高校仍采旧制即“班主任制”。那么，谁是真正的“班主任”呢？换言之，究竟谁才有“法定”的资格担任“班主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正本清源、探讨“班主任制”的由来。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此条款揭示并宣告了我国高等教育秉承“大学自治”精神的基本立场。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现实中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以及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在内的方方面面对高学的粗暴干涉都是非法的!也是对教育规律和自治精神的漠视与背叛!比如硕士点、博士点 审批中暴露出的问题，科研经费的审批与管理过程中的寻租行为，以及科研成果量化等等，既有悖于上述“自主办学、民主管理”的方针，同时亦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目的和具体规定。

高校欲严格执行“自主办学、民主管理”法定职责，至少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或努力的姿态：其一，坚持“学术自由”，这是针对教师而言的，即尊重教师的科研偏好和教学自主权；其二，“大学生自治”，这是大学生实现民主和自我管理的重要一端。就后者而言，除了学生会和其他大学生社团的组建与正常活动开展外，主要表现在班级管理的民主化、自治化与法治化上，即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班级自我管理的“委员”，由各个“委员”如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娱委员等组成“班级委员会”，并在“班级委员会”成员即“委员”中，推选产生一名“主任委员”和数名“副主任”委员主持或分管班级事务。可见，从自治理论及该理论意欲的制度安排观之，大学生班级的管理体制实质上采行的是“合议制”，而非“首长负责制”。因此，正像“村委会”没有“村长”只有“村主任”一样，“班委会”里也不应该存在“班长”一职，实践中所谓的“班长”实际上是班委会的主任，简称“班主任”。而当下高校里的“班主任”老师其实是真正的“班长”，即“学生头”之谓也

由是观之，教师担任大学生班级管理的“班主任”，不仅是称谓上的混乱，它体现的是我们“家长式”或“牧羊人式”管理理念的根深蒂固，反映了我们宣扬的“大学生自治”与大学生实际管理体制的断裂，也是对自治的民主机理的误读与背反。班级制下的“班级”是大学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一，是大学民主的基层载体与基本单元，大学生以此为依托，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经受着民主的启蒙与历练，塑造着自己的公民品格和独立人格，培育着自己的协调能力与规则意识，如果这一“小社会”的制度安排精当，必将为大学生们走向“大社会”提供难得的人生锤炼场所和机会。

因此，必须实现“班主任”一职的本我回归。实现了“班主任”的回归就是一种“还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们坚持大学生自治与自我民主管理的基本立场，坚持了民主与自治的基本立场，也就是理顺了大学的基层法律关系，而大学基层法律关系的理顺，必将极大提升大学精神和管理品位，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是体制“破冰”的前提。

行文至此，有人会问：“难道自治中的大学生就不需要指导了吗？”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不接受或完全排斥指导的大学生就不称其为“学生”，大学生既然是“学生”当然要接受教育与指导，包括来自国家立法的制度供给，亦包括教师与专职辅导员有关学习方法、道德塑造、特别是心理调适等诸多方面的指导，即“传道、授业、解惑”上的指导。但是，指导不是强制，更不能以强制完全取代指导，从而保证班级自治的应有品格。因此，指导是方向性、原则性的，而自治是制度性的和实践性的。

笔者以为，为了适应时下我国大学生年龄结构、心理素质、知识储备以及社会大环境的新变化，可推行“专职辅导员”的设置，而取代教师兼任“班主任”的旧制，让“班主任”真正回归大学生自治组织，让“班长”的称谓成为历史的记忆。这样，指导而非强制下的真正意义上的“班级自治”，才能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才能逐步地摒弃目前大学里“大机器批量生产”带来的弊端。一个个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思想自由”的大学生，是社会创新的生力军，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生力军的中国必将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现代化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笔者以为，教育部官方所谓“大学生是普通劳动者”定性是违法的，亦是教育行政部门推卸职责的表现，我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至于该条款是否合乎现实，那是立法机关法律修改的问题，在一部法律尚未修改之前，必须严格贯彻执行，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大学生自治能力和民主意识的提升，必将极大地促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步伐，这样，长此以往，未来成就的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宪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