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司法的颁行,我国有限责任制度的发展也开始步入正轨,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初步阶段,法制尚不健全,与西方国家相比,公司制度有效实施的客观环境和市场条件尚未真正形成。因而,一些不法行为人借助公司形式规避法律,从事欺诈等不法行为的现象很普遍,严重侵害了有限责任的公平、正义性。在我国目前现实经济生活中,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一些公司成立后,股东即将其向公司投入的法律强制规定的资金转移、抽逃,债权人因无法对幕后股东追偿而束手无策,但股东个人则越来越富有,此种情形称之为“金蝉脱壳”。还有一些公司虽已资不抵债,但在债权人未申请其破产时,以其原班人马和主要资产另行设立一个公司,致使原公司失去可用于偿债的资产,即企业脱壳经营,致使债权人无法对新公司的财产追偿, 此种情形称之为“轻装突围”。对以上诸种情形,如不借助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予以有效规制,势必愈演愈烈，重现８０年代的那种公司信誉扫地的局面。世界各国公司制度的发展表明,在公司制建立之初,滥用法人制度的现象都尤其严重,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保障公司对外交易中债权人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净化市场风气都不失为有力的措施。但由于我国尚无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立法规定,一些明显应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况下，碍于公司的独立人格———有限责任制而不能追究幕后股东的责任,这种维护有限责任制“矫枉过正”式的做法,必然使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保障,亦不利于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由此可见,现时我国公司法确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作了一定的反映。一方面它注重规定公司的有限责任，强调其人格独立；另一方面，它更强调公司应当在权利能力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但是《民法通则》第49条及国务院的条例中规定了股东出资或公司资本不足情形下，股东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却未规定对债权人的民事责任。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一直未得到立法界和司法界的广泛承认，仅在国务院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如1990年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反映出一些突破有限责任的新规则。依据我国1993年12月29日公布的《公司法》第3条规定表明，我国法律关于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定是严守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所以当公司法人格不断被股东滥用时却缺少规制此类行为的法律依据。在2001年9月，最高法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对涉及上市公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这愈加暴露出我国相关立法的缺陷。显然这对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缺憾，也不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我国法人制度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立，我们既不能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大量运用判例法，也不能像某些大陆法系国家那样主要采用成文法，我们必须从国情出发采用以成文法为主，司法解释为辅，同时赋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模式。

1.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

在现时情形下,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颁发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加以明确规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应急之策。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临时性地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它还能给当前的司法审判活动提供立法依据,从而有利于我国法院处理该类案件中的经验积累与总结,并为立法机关最终确立完善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提供实践经验和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但司法解释毕竟不是万全之策,尽快在公司法上明确确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才是最为可取的。

2.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法律尚未明文规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况下，法院法应当充分发挥审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以弥补立法不足。然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能是相对的，只能是在维护公平、正义理念，遵守法的一般原则，运用合法程序，并针对法律司法解释尚未明确的事项下行使的最大的自由。

    总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的重要补充。我国应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加以确立，弥补法律空白。这对于公正、合理的审判案件，及时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企业自觉守法、规范经营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