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惯例，我是没有资格称谢老为老师的，因为既非入室弟子，也未曾在法学所当过学生，然而我是从内心把谢老尊为我的老师的。的确，惯例上我想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中青年民法研习者都没有资格称谢老为老师，但是，他们都会有与我同样的感受和想法，都会这样从内心将谢老敬称为老师的！　

　　每次见到谢老师，无论是远视还是近坐，无论是与他有对话交流还是只是远远的看见他甚或他根本不知道我也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内心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同时又会有一种深深的信赖，觉得有他在这个会（无论是学术研讨会还是案例讨论会还是别的什么会）就会有价值，就会不虚此行。我生性懒怠，一直极少参加各种会议的，一方面觉着这般会议多半无聊，另一方面觉着这般会议的积极参加者无非想争取些机会抛头露面而已，但后来有几次会议都看见了谢老师，而且谢老师也都发了言，讲了话，我就想，这般会议也许还是有些意义的，因为我想至少谢老师是不会参加无聊的会的，谢老师是不会为抛头露面而参加会的，所以心态有些调整，慢慢地参加会议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　

　　谢老师在会上说话发言大约是最少讲废话包括客套话的，也从不慷慨激昂地长篇大论，他就直入主题地讲他的观点和想法，讲完了就完了。讨论的时候他也很少插人家的话。有一次开合同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会，谢老师就合同的效力和代位权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很简洁，就几句话，却对我们后来起草司法解释起了直接的作用。　

　　有一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持召开有关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讨论会，义务代理中国劳工的律师讲述了他（她）们在日诉讼的种种艰辛，讲述了日本法院作出的对我劳工的不公平的判决，也讲述了他（她）们将继续义务援助中国劳工把诉讼打到底的决心和准备工作，我清楚地记得谢老师听完后情绪很激动，他哽咽着说：“太难为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日本政府太不讲人性了。”他最后站起来对律师说：“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和尊敬！”说这句话时老人家眼眶是湿润的，声音是颤抖的，在场的人莫不为之动容。我是第一次看见谢老师这样激动的。我想，这就是善良的、淳厚的、诚信的、刚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典型代表。　

　　谢老师的仙逝与其说是中国民法学术的巨大损失，毋宁说是中国民法精神的巨大损失。他带走的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是简单的诚信善良，或仙风道骨，或学富五车，而是一种为人为师为学为业的撼人心灵的信念！　

　　是的，社会对他是不公正的，他几乎一辈子两袖清风，无冠无冕。然而，社会对他又是最公正的，因为任何世俗的荣耀于他都是多余的。　

　　他赢得的是心！　

　　刘凯湘　

　　2003年5月15日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