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仲裁员的产生程序与ICAS委员的产生方式有些相似。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国家奥委会协会各自可以在其成员或非成员中提名30名仲裁员，一共90名，接下来，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在考虑到保障运动员利益的基础上，经适当协商任命另外30名仲裁员。最后30名仲裁员从独立人士中产生。尽管体育仲裁院有些仲裁员是由某个体育组织所提名，但其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做到完全客观与中立。　

　　体育仲裁院办公室是仲裁院以及各个仲裁庭的秘书处。体育仲裁院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经当事人同意并由仲裁庭接受，亦可使用其他语种。改革后的体育仲裁院总部仍然设立在瑞士洛桑，任何最终的仲裁裁决均应在此地作出，即使仲裁程序在其他地方进行，这就意味着只要一方当事人在瑞士无住所或常设机构，那么体育仲裁院受理的仲裁案件时适用的程序准据法将是《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十二章关于“国际仲裁”的有关规定，该法是仲裁的法律依据，调整下列事项的问题：如纠纷的可仲裁性，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以及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问题等等。 此外，CAS仲裁案件适用的实体准据法，在其规则第R45条亦有规定：“仲裁庭应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规则决定争议；如当事人未作选择，应根据瑞士法。当事人可以授权仲裁庭以友好仲裁人的身份决定争议。”　

　　（三）体育仲裁院的分部与临时仲裁机构　

　　根据《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仲裁章程与规则》第S6条第2款第8项的规定，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如果认为合适，可以设立区域性的或地方性的永久性的或临时性的仲裁机构。即ICAS可以为CAS设立分部或临时仲裁机构。　

　　据此，1996年体育仲裁院得到了新的发展，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美国的丹佛两地设立了体育仲裁院的常设办事处（在美国丹佛的常设办事处于1999年12月迁至美国纽约）。这两个办事处直接隶属于瑞士洛桑的体育仲裁院办公室，亦拥有受理案件和启动仲裁程序的全部职能。这两个办事处（分部）的设立，使身处大洋洲和北美洲的当事人可以方便地向体育仲裁院提起仲裁，特别是考虑到位于这些洲的国家的时差是如此之大。　

　　为有效地处理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有关纠纷，1995年国际奥委会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增加了允许设立临时仲裁庭的第74条，该条规定：“在奥运会上发生的或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争端都应当提请仲裁院根据仲裁规则行使专属管辖权”。 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举办前，国际奥委会担心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向美国法院寻求解决司法救济，故它要求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和官员必须签署包括一个强制性的和有拘束力的仲裁条款在内的报名表，以此作为参加奥运会的先决条件。任何拒绝签署报名表的运动员将不得参加比赛。同时，一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其章程中亦规定有适用体育仲裁院仲裁机制的条款。如果它们的章程中没有做出这些规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的规定，在奥运会期间，它们仍然须受CAS临时仲裁庭的管辖。再者，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之间的主办城市合同也规定有体育仲裁院仲裁条款。最后，因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受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的约束并且根据第31条有义务执行并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从而受体育仲裁院管辖权的约束。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形成了体育仲裁院临时仲裁庭对奥运会举办期间发生的争端的管辖基础。 　

　　1996年夏天，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召开期间设立了CAS第一个临时仲裁机构(Ad Hoc Division，简称AHD)，其主要任务是在24小时内最终解决本届奥运会期间的一些体育纠纷。这一临时仲裁机构由两名副主席及12名仲裁员组成（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明忠博士是仲裁员之一），奥运会召开期间一直座落在奥运村内。为保证奥运会的所有参加者均能方便地利用这一机制，ICAS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一套简易、灵活并且免费的特别仲裁程序。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临时仲裁机构一共受理了6件案件。 临时仲裁庭实际上担负的是有些类似上诉仲裁庭的任务，其受理的纠纷主要是，通过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以及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或体育组织的内部程序而没有解决的争端，对于临时仲裁庭而言则其没有上诉机构，尽管体育仲裁院有自己的上诉仲裁程序规则规定。　

　　1998年，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又设立了两个临时仲裁机构，第一个为长野冬季奥运会而设，另一个为吉隆坡英联邦运动会而设，2000年为当年6、7月间在比利时和荷兰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又设立了一个临时仲裁机构。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亦设立了一个临时仲裁机构，该仲裁部工作量甚大，共有15个案件提交到它那里——几乎一天一个。 2002年CAS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CAS也设立了一个临时仲裁机构，2002年CAS还为曼彻斯特英联邦运动会设立了临时仲裁机构。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CAS临时仲裁庭成功地处理了布罗曼坦案和雷巴利亚蒂案， 推翻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对该两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处罚决定，维护了运动员的权益，进一步确立了体育仲裁的权威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些临时仲裁机构的成功实践，使体育仲裁院在各国运动员、体育联合会和新闻媒介当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四、CAS体育仲裁庭的职能与体育仲裁程序　

　　（一）CAS体育仲裁庭的职能　

　　当事人在体育仲裁院提供的仲裁员名单中，指定仲裁员组成体育仲裁庭。体育仲裁庭的职能主要有三。 　

　　第一，体育仲裁庭可以裁决普通体育案件　

　　CAS可以仲裁直接向其提起的普通体育纠纷。体育仲裁庭通过当事人在有关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或者纠纷产生后签订的仲裁协议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举例而言，体育仲裁庭仲裁的直接纠纷有：体育赞助合同纠纷，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纠纷，电视台体育转播权纠纷等等。这些案件都是直接向体育仲裁庭提起的。　

　　第二，体育仲裁庭可以裁决上诉体育案件　

　　CAS可以仲裁间接向其提起的体育纠纷，即行使作为一个上诉仲裁机构的作用。当事人不服某一体育组织（联合会）就某一事项的裁决（如对使用兴奋剂的处罚），可以向体育仲裁院上诉。但是与第一个职能一样，体育仲裁庭对此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例如体育组织（联合会）章程中有此规定。这些纠纷通过上诉程序处理。到1999年为止，一共有23个国际体育联合会在其章程中加入了授权体育仲裁院受理有关案件的条款。2001年12月，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IAAF）接受了CAS的管辖权，2002年12月，国际足联（FIFA）接受了CAS的管辖权， 由于国际田联与国际足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国际体育行会之一，它们接受CAS的管辖，标志着CAS的重大发展。 在2000年，上诉仲裁案件占CAS所处理案件总数的65％。 　

　　第三，体育仲裁庭还可以发表咨询意见　

　　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Fs）、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OCs）、IOC承认的协会以及奥运会组委会（OCOGs）的请求，体育仲裁庭可以就体育和与体育有关的活动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虽然咨询意见并不具有象仲裁裁决那样的拘束力，但由于CAS的权威性，咨询意见还是具有一定的分量。　

　　（二）体育仲裁院的仲裁程序及咨询程序　

　　根据上述体育仲裁院受理的前两类不同案件，即普通案件和上诉案件，CAS分别适用不同的程序规则来进行处理。 　

　　1．普通程序　

　　（1）申请与答辩　

　　如前所述，普通仲裁处所受理的案件是因体育合同关系而发生的争议或纠纷，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的管辖权来自于体育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所订立的仲裁协议。　

　　根据仲裁院程序规则的规定，有关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如打算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该当事人应首先向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书，申请书的内容应当包括：第一，被申请人的名称和地址；第二，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简单说明，以及提交CAS决定事项的说明；第三，申请人请求的救济；第四，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副本，或规定应根据CAS规则进行仲裁的文件副本；第五，关于仲裁员的人数和人选的有关资料，特别是如仲裁协议约定有三名仲裁员，则写明申请人从CAS名单中选择的一名仲裁员的姓名及住址。　

　　仲裁院秘书处在收到申诉人的申请书后，应马上将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的副本以及仲裁院仲裁员名册送达有关争议的另一方当事人。被申请人在收到仲裁申请书的副本后，应按照秘书处所规定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答辩书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方面：答辩的简要说明；无管辖权的抗辩；可能的反请求。 　

　　（2）组成仲裁庭　

　　仲裁院在得到双方当事人已各自选好了仲裁员的正式通知后，便可着手组织仲裁庭。通常情况下，仲裁庭应由三人组成，如仲裁协议未约定仲裁员人数，普通仲裁处的主席应在考虑到争议金额及复杂程度后确定人数。组成仲裁庭的程序是，先由双方当事人任命各自的仲裁员，然后由被任命的两名仲裁员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依据仲裁院仲裁员名册选定一名首席仲裁员，如果该两名仲裁员不能就任命首席仲裁员一事达成一致，普遍仲裁处的主席可行使对首席仲裁员的任命权。被正式任命的首席仲裁员主持仲裁庭的审理工作。双方当事人亦可选择由一名仲裁员组成独任仲裁庭。当事人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对当选仲裁员的独立性产生怀疑，该当事人可提出撤换仲裁员的请求，但撤换当选仲裁员的最后决定权在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 　

　　（3）出现多方当事人情况时的处理　

　　如仲裁申请书列有数个申请人以及/或者数个被申请人，CAS亦应根据上述方法组成仲裁庭。如需委任三名仲裁员而申请人有数个，则申请人应共同委任一名仲裁员；如委任三名仲裁员而被申请人有数个，则其被申请人亦应共同委任一名仲裁员。如未共同委任，普遍仲裁处的主席应代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委任。如应当委任三名仲裁员，而有数个申请人和数个被申请人，且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未共同委任该方的仲裁员，则应由普通仲裁处主席委任该两名仲裁员。　

　　被申请人如果想使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应在其答辩书中写明并附具理由，答辩书亦应增加一份副本。仲裁院办公室应将副本送达该被要求参加仲裁的人，并确定该人就其参加仲裁提出看法并提出答辩书的时限。仲裁院办公室亦应确定申请人就该第三人参加仲裁提出看法的时限。　

　　第三人如果想作为当事人参加仲裁，则应在为被申请人所确定的对仲裁申请书进行答辩的时限内向CAS提交相应的申请书并附具理由。如可能，此类申请书应具备仲裁申请书所应有的内容。仲裁院办公室应将该申请书的副本一式一份送达各当事人，并确定其就该第三人参加仲裁提出看法及可能提交答辩的时限。　

　　第三人仅在受仲裁协议约束或与其它当事人达成书面协议的情况下，方可参加仲裁程序。在确定的时限届满后，普通仲裁处主席应决定第三人是否参加仲裁。无论仲裁庭就第三人参加仲裁作出何种决定，第三人均不得对仲裁庭的组成提出异议。　

　　（4）审理　

　　体育仲裁院普通仲裁采取书面审理和口头审理相结合的方式，顺序是先书面审理，后口头审理。书面审理的主要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以交换文字材料的方式向仲裁庭提供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相关的证据，原则上可以有两次交换，包括申诉人的权利要求，被诉人的答辩，申诉人的反驳和被诉人的再答辩等。而口头审理在原则上只有一次开庭的机会，在庭审中，仲裁庭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还要听取证人的证词和专家的分析报告，最后还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一般而言，口头审理应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此外，在审理程序开始之前和在审理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可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争端。经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可以简易方式进行仲裁程序，并应为此给予适当的指示。　

　　按照CAS规则进行的审理程序是保密的。当事人、仲裁员以及CAS承诺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有关争议或程序的事实及其它资料。　

　　（5）裁决　

　　依照现行的程序规则，适用于体育仲裁的实体法应是双方当事人一致选定的法律，在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一致，或没有作出选择的情况下，适用仲裁地国家的法律，即瑞士法。当然，如果经双方当事人的明示授权，仲裁小组也可根据“公平善良”或“公允合理”的原则作出裁决，根据公正原则作出的裁决与依法作出的裁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在合议仲裁庭的情况下，裁决应以多数同意的表决方式通过。如不能得到多数同意，首席仲裁员有权单独作出决定。裁决的形式要件是必须以书面作成，由首席仲裁员署名，并写清楚裁决的时间和附上有理由的说明。如无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裁决不得对外公开，除非裁决本身写有关于对外公开的规定。　

　　裁决应是终局的，并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在瑞士无住所、惯常居所或营业机构且仲裁协议或随后所签之协议，特别是在仲裁开始时签订的协议，已明示排除所有撤销程序时，不得通过撤销之诉对裁决提出异议。　

　　2．适用于上诉案件的程序　

　　适用于上诉案件的程序在许多方面与适用于普通案件的程序是相似的。其特别规定有：　

　　第一，上诉期间的规定。如果体育行会原始裁决决定中没有关于上诉期限的特别规定，当事人应在收到或知道该原始决定文件之日起的21日内向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　

　　第二，上诉申请的规定。上诉申请应分两次提出，第一次提出的叫上诉声明，是一项意向性的文件，比较简短，应于上诉期届满之前提出；第二次提出的叫上诉申请书，起补充说明的作用，比较详细，应于上诉期届满之日起的10日内提出。当事人仅提出上诉声明而未提出上诉申请书的，视为撤销上诉。上诉声明中的内容应包括原始决定的影印件，上诉请求，依据仲裁院仲裁员名册的选定的仲裁员的姓名和住址，用以证明仲裁院管辖权的法定仲裁条款或专门协定，以及可能提出的对原始决定近期执行的请求；上诉申请书的内容应主要包括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根据以及用以支持上诉请求的全部证据。原则上，仲裁院不接受上诉人提出的旨在补充上诉申请书的文字材料。　

　　第三，仲裁庭的组成。原则上上诉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除非上诉人在提交上诉声明时说明当事人已约定一名独任仲裁员组成仲裁庭，或上诉仲裁处主席认为鉴于有关事项紧急，上诉须交由一名独任仲裁员审理。 　

　　第四，临时措施。在仲裁小组组成之前，上诉仲裁处主席有权作出关于对原始决定延期执行的决定。　

　　第五，审理方式。上诉仲裁的审理方式是口头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仲裁庭有权对涉及争议的全部事实和法律进行审查，并有权调用由被上诉人保存的与原始决定有关的全部档案。　

　　第五，法律适用。上诉裁决所适用的实体法是有关体育行会（即被上诉人）的章程和规定，双方当事人所一致选定的法律规则和可能情况下的该有关体育行会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第六，仲裁裁决。上诉裁决和案情摘要应当对外公开，除非双方当事人以一致同意作出相反的决定。　

　　3．咨询程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Fs）、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OCs）、IOC承认的协会以及奥运会组委会（OCOGs）可以向CAS请求就体育的实践或发展或有关体育的活动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咨询申请书应向CAS提出，并且附具可能有助于受委托的仲裁庭给出意见的文件。　

　　申请书提交后，CAS主席应审查是否构成可以发表咨询意见的事项。如答案是肯定的，则其应进行组庭程序，由CAS名单中一名或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指定仲裁庭首席仲裁员。CAS主席有权在经过斟酌后，归纳出提交给仲裁庭的问题，并转给仲裁庭。　

　　在发表咨询意见前，仲裁庭可以要求补充材料。经申请方当事人同意，咨询意见可以公布。但是CAS的咨询意见并不是一项仲裁裁决，不具有仲裁裁决的约束力。　

　　（三）体育仲裁院裁决的执行及司法审查问题　

　　1．CAS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前文述及，由于CAS体育仲裁的仲裁地在瑞士洛桑（CAS临时仲裁庭以及分部的仲裁程序一般在临时仲裁庭及CAS分部的所在地进行，但根据实践，其裁决仍然认为是由CAS在瑞士洛桑本部做出的，例如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CAS临时仲裁规则第7条就规定：临时仲裁庭的仲裁所在地在瑞士洛桑），一般情况下，国际体育仲裁的当事人不可能都在瑞士拥有有住所或惯常居所，所以CAS的裁决是《瑞士国际私法典》所定义的在瑞士作出的国际仲裁，（《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十二章“国际仲裁”第176条第1款规定：“本章的规定应适用于所有仲裁庭所在地位于瑞士且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订立时在瑞士既无住所亦无惯常居所的仲裁。”）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执行CAS的裁决，该裁决需要在瑞士境内强制执行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十二章“国际仲裁”第193条规定的程序，向瑞士洛桑法院交存一份CAS裁决书副本，由法院证明该裁决的法律执行力，并强制执行；亦可由CAS的仲裁庭作出一份证明书，该证明书具有与法院的证明书一样的法律效力。　

　　此外，由于瑞士是1958年订立于纽约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的成员国，如果CAS的裁决需要在瑞士以外的国家强制执行，当事人可以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在该公约的任一成员国申请强制执行，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的规定，公约适用的仲裁裁决对象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可以仲裁解决的事项的法律关系，不论为契约关系与否”，CAS的体育仲裁裁决可以适用该公约。目前《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有133个（截止到2003年2月19日， 中国已于1986年加入该公约）。　

　　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的规定，成员国仅仅在下列特殊情况下（主要是仲裁程序上的瑕疵），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CAS的仲裁裁决，而一般情况下，必须承认执行CAS的仲裁裁决：第一，仲裁协议无效；第二，违反正当程序的原则，未向一方当事人提供有关指定仲裁员和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当事人没有申辩的机会；第三，仲裁的事项超出了仲裁协议规定的内容；第四，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仲裁协议不符，或违反了瑞士的有关法律；第五，仲裁裁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此外，如果成员国国内法上认为CAS所仲裁的事项具有不可仲裁性，或者承认或执行该仲裁裁决可能违背该国的公共政策，那么该国也可以拒绝执行体育仲裁院的此项裁决。 由于CAS的仲裁程序在程序上非常规范，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CAS的仲裁裁决。 　

　　2．对CAS裁决的司法审查与撤销　

　　《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第R42条规定，CAS的“裁决应是终局的，并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在瑞士无住所、惯常居所或营业机构且仲裁协议或随后所签之协议，特别是在仲裁开始时签订的协议，已明示排除所有撤销程序时，不得通过撤销之诉对裁决提出异议。”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适用CAS的体育仲裁机制时，都会约定尊重和执行CAS的仲裁裁决，有的还会约定不得就CAS的仲裁裁决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但实践中还是有个别当事人就CAS的仲裁裁决向法院上诉，请求司法审查撤销裁决，前述甘德尔案便是一例。　

　　当事人不服CAS仲裁裁决，应当向何国法院起诉？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CAS悉尼分部的仲裁庭裁决了一起涉及两名澳大利亚柔道运动员的案件，其中一名运动员安吉拉•拉格兹（Angela Raguz）败诉，其不服CAS的裁决，向悉尼所在地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the New South Wales Court of Appeal）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CAS的仲裁裁决, 拉格兹的理由是，既然仲裁程序是在悉尼进行的，那么澳大利亚的法院就可以根据1984年的《商事仲裁法》（th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ct 1984）对该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认为，该仲裁裁决是一个外国裁决，并不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国内裁决（domestic arbitration award ，因为CAS悉尼分部仲裁案件时虽然在澳大利亚开庭，但根据CAS的章程与规则，分部与临时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都应当视为是CAS瑞士本部作出的，即任何CAS的仲裁程序的仲裁地都在瑞士洛桑，而不在澳大利亚；此外，CAS分部仲裁程序适用的程序法也是瑞士法律，而不是澳大利亚的法律。而澳大利亚1984年《商事仲裁法》规定的仲裁裁决撤销程序适用的对象仅仅是澳大利亚的国内裁决，不包括外国的仲裁裁决。法院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 　

　　根据目前国际上仲裁制度的普遍实践，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持有异议，要求撤销裁决的，应当由仲裁裁决的本国法院行使管辖权，即一国法院只能对撤销本国的仲裁裁决之诉行使管辖权，在实践中，多由仲裁地法院进行管辖。 对CAS的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只能向瑞士法院起诉。　

　　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十二章“国际仲裁”第190条的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仅仅是在特别情况可为瑞士联邦法院（瑞士的最高法院，并且一般只能由该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撤销，例如：仲裁庭的组成存在问题；仲裁庭缺乏管辖权；仲裁庭仲裁的事项超出了请求的范围；仲裁程序对当事人不公正；仲裁裁决违反了公共秩序。基本上是程序上的理由，法院对仲裁裁决不能进行实体上的审查。在前文述及的甘德尔案件中，当事人就提出了上述的这些理由，请求瑞士联邦法院撤销CAS的仲裁裁决，但法院没有支持他。 同时，《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92条又规定，如果仲裁当事人双方在瑞士均无住所或常设机构，那么他们可以在仲裁条款及仲裁协议中明确排除或限制法院基于上述理由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　

　　瑞士联邦法院除了受理过甘德尔不服CAS仲裁裁决案件，受理过的著名案件还有中国运动员王炜等不服CAS仲裁裁决案， 但瑞士联邦法院似乎倾向于维护CAS的裁决效力，目前还没有撤销CAS裁决的判例。　

　　五、CAS体育仲裁制度的优势及近几年CAS受理的案件　

　　（一）CAS体育仲裁制度的优势　

　　通过体育仲裁院的仲裁来解决体育纠纷，具有如下一些优势：仲裁程序的保密性、灵活性、简便性与快捷性；仲裁员的专业性；费用的低廉性；以及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普遍性。 　

　　第一，它适宜于国际性的争议　

　　在争议的当事人各方住所并非在同一国家时，就可能产生各种问题。首先要确定哪个法院有管辖权，然后再考虑争议应适用的法律。而在外国进行诉讼的当事一方还必须克服因不同的语言和程序体制而带来的困难。CAS仲裁就避免了上述不利：　

　　1） 其赋予洛桑的CAS以唯一的管辖权；　

　　2）一般说来，当事人自己会选择准据法；　

　　3）CAS程序由《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该法典包括一套“程序规则”）支配，而该法典是普遍适用的；　

　　4）CAS的工作语言是法语和英语，特殊情况除外。　

　　5）国际条约如《纽约公约》赋予仲裁裁决相较普通法院判决更可靠的国际效力。　

　　第二，CAS仲裁程序是特地为方便体育争议的解决而设计的　

　　体育争议通常比较复杂，普通法官不一定具备它所要求的特定体育法律知识。而CAS仲裁员是选自精通法律事务和体育问题的人士。裁决系由专家作出，则可提供适应体育界特殊需要的方案，从而有助于争议解决的有效性。　

　　第三，CAS仲裁程序简单且灵活　

　　CAS的设计尽量避免了不必要的形式主义，以便于当事人将纠纷诉诸CAS。　

　　在普通仲裁程序中，原告一方只需递交一份简要陈述理由的申请，在上诉仲裁程序中，上诉人只需提交一份简单的上诉声明，随后再向CAS提交载明上诉理由的案情陈述。对方当事人(被告)则在书面答辩中就其立场进行解释。当事人还可要求第二次交换书面意见。最后，当事各方被传唤参加案件审理，以进行取证(听取证人证言、专家报告，等等)以及进行口头答辩。　

　　当事人可从ICAS公布的名册中自由选择他们的仲裁员。　

　　CAS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两者都是体育界常用的语言。不过，当事人可约定在程序中使用另一种语言。这种变通可避免翻译问题，而这个问题大大降低了在普通法院进行诉讼的速度。　

　　当事各方既可由本人亲自出庭，也可由他们选定的人士(是否律师皆可)代理出庭。　

　　CAS仲裁程序允许灵活解决各种争议，并鼓励以和解方式解决争议。仲裁庭会协助当事人进行讨论，在此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亦非罕见。　

　　第四，CAS仲裁程序便捷迅速　

　　体育界往往比其他领域更迫切要求迅速解决争议。因为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相对说来较短，他们就必须在短时间内获得有关争议（例如，与其所在体育组织之间的争议）的裁决。同样，体育组织也必须尽快知道争议结果，以便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适时修改其规则。CAS的灵活规定，使得争议能够在适合于各个特定案件具体情况的期限内获得解决。在紧急情况下，CAS可以迅速宣布采取临时措施甚至作出裁决。由于体育仲裁院的仲裁程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处理案件的速度得到了保证。例如在上诉仲裁程序的框架内，上诉程序规定从受理诉请到最终作出裁决，最长时间不得超过4个月。　

　　第五，CAS仲裁程序是一裁终审　

　　普通的诉讼程序通常有几个审级(初审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如果当事人对下级法院的判决不满，还可向上级法院上诉。在所有司法救济用尽，判决成为终局判决之前，将耗费不少时间。而CAS的仲裁裁决却于宣布之时即具有终局性和强制力。当事人只能基于非常有限的理由对其提出异议。　

　　第六，CAS仲裁程序是保密的　

　　与普通诉讼不同，CAS仲裁程序是秘密进行的，公众或媒体对正在处理的案件并不了解。原则上CAS的仲裁审理不公开，并且仲裁裁决只发给当事人。这种秘密性有助于在原告、被告和仲裁员之间建立一种平静的氛围，并促进争议以和解方式解决。当然在有些案件中，由于涉及及公众利益，或者必须考虑公众的知情权，保密性这一因素会受到一些影响。例如在有些案件（如兴奋剂案件）中，公开裁决可能产生劝戒作用，此类案件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庭一般都会向公众公开裁决。　

　　第七，CAS仲裁程序费用低廉　

　　CAS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全世界体育大家庭的成员都能获得一种不仅迅速而且成本低廉的争议解决方式。在普通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只需支付仲裁员的酬金和开支（根据CAS仲裁费用表进行计算）、CAS的部分经费以及证人、专家和译员的费用。而在上诉程序中，仲裁员的酬金和开支以及CAS的经费均由CAS承担。今后，ICAS可能将采取各种措施继续进一步促进对CAS的利用，例如设立新的办事处或临时仲裁处，同时坚持上诉程序不收费的原则。　

　　第八，CAS的中立性　

　　这是决定CAS体育仲裁制定生存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由于CAS不是国际奥委会的下属机构，避免了在当事人一方为国际奥委会时的尴尬局面。同时CAS完全独立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因而可以保障CAS在处理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有关的案件时（主要是上诉审案件）的公正性，而这正是CAS与有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内部的仲裁机制的区别所在。此外，CAS的仲裁员亦是独立的，完全以个人身份仲裁案件, 并且仲裁员有义务披露他与当事一方之间存在的，任何可能导致对其独立性的怀疑的关系。 　

　　在体育仲裁院成立之日至今的近二十年中，一共受理了400多起案件与咨询意见申请 ，其中有300多件是在最近五年中受理的。目前，CAS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2002年，CAS受理的案件是80件。　

　　尽管成立还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体育仲裁院已经在国际体育界及国际仲裁界赢得了口碑。其发展的轨迹亦说明了其存在的价值。随着体育纠纷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体育仲裁院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二）近几年CAS受理的案件情况 　

　　1．CAS自成立以来各年度（1986－2002）受理与审结的案件　

　　年度 受理申请仲裁案件 受理咨询意见申请 受理案件　

　　总计 作出仲裁裁决　

　　作出咨询意见 审结　

　　总计　

　　1986 1 1 2 1 1 2　

　　1987 5 3 8 2 1 3　

　　1988 3 9 12 0 1 1　

　　1989 5 4 9 1 0 1　

　　1990 7 6 13 1 0 1　

　　1991 13 5 18 4 1 5　

　　1992 19 6 25 12 0 12　

　　1993 13 14 27 6 1 7　

　　1994 10 7 17 5 1 6　

　　1995 10 3 13 6 2 8　

　　1996 20 1 21 15 0 15　

　　1997 18 2 20 5 0 5　

　　1998 42 3 45 32 2 34 　

　　1999 32 1 33 20 1 21　

　　2000 75 1 76 50 1 51　

　　2001 42 0 42 21 0 21　

　　2002 83 3 86 40 2 42　

　　总计 398 69 467 221 14 235　

　　以上数据显示：从1995年开始，CAS受理的咨询申请急剧减少，这是因为1994年CAS新规则通过后，咨询申请的条件严格了。请注意以上数据均包含了CAS临时仲裁庭受理案件及咨询申请数据。　

　　2．CAS改革后受理案件情况（1994年11月22日—2002年12月31日）　

　　年度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总计　

　　普通仲裁案件　

　　2 4 7 4 8 5 10 9 49　

　　上诉仲裁案件　

　　8 10 11 33 24 55 32 66 239　

　　申请咨询意见 3 1 2 3 1 1 0 3 14　

　　临时仲裁案件 0 6 0 5 0 15 0 8 34　

　　总计 13 21 20 45 33 76 42 86 336　

　　作出裁决或咨询意见的案件 8 16 10 35 22 61 28 　

　　42 222　

　　CAS决定终止的案件 4 2 4 4 3 4 3 　

　　2 26　

　　当事人撤回的案件 1 3 6 6 9 11 10 　

　　11 57　

　　未审结的案件 0 0 0 0 0 0 0 31 31　

　　（三）近年来CAS裁决的几起影响较大的案件　

　　1．1998年长野冬奥会加拿大选手金牌被剥夺案 　

　　1998年2月11日，在日本长野举行的第18届冬奥会上，加拿大滑雪板选手雷巴利亚蒂（Ross Rebagliati）因为服用大麻而药检呈阳性，他所获得的男子大回转项目金牌被国际奥委会剥夺。雷巴利亚蒂对此处罚决定不服，立即向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CAS）为长野冬奥会特别设立的临时仲裁处上诉，临时仲裁处组成了仲裁庭来处理该案，该仲裁庭由三名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和波兰的CAS仲裁员组成。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雷巴利亚蒂强调自己过去确有服用大麻的习惯，但从1997年4月起以后就再也没有服用过。　

　　另一方面，长野冬奥会举办地日本拥有严厉的反毒品法律，凡是曾使用毒品而被定罪的人都不许入境。在长野当地的法律中，拥有大麻者可能得接受长达5年的徒刑。不过，加拿大奥运会代表团和国际奥委会都承认，没有证据证明雷巴利亚蒂曾在日本领土上拥有大麻。　

　　1998年2月12日，仲裁庭作出裁决，推翻了国际奥委会的处罚决定，裁定将金牌还给雷巴利亚蒂。仲裁庭的理由是：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把大麻列为违禁药物之列，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规则关于大麻的规定是：在与相关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就大麻是否被列为禁药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禁止大麻的使用。在本案中，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滑冰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kating，简称FIS）就大麻是否应当被列为禁药意见并不一致。 事实上，服用大麻并不会有利于提高运动成绩，只是服用大麻的行为与大众的道德伦理观念相违背，并且多数国家法律规定禁止使用毒品，服用大麻可能构成犯罪。临时仲裁庭认为，CAS并不是一个司法机构，它只能处理与体育法有关的案件，对刑事案件，CAS不具有管辖权。 　

　　裁决作出后，国际奥委会表示服从CAS临时仲裁庭的决定，并归还了雷巴利亚蒂的金牌。 　

　　该案的意义在于，它是CAS最著名的推翻体育行会处罚决定的案件，并且推翻的是国际奥委会——CAS的奠基者的裁决。CAS临时仲裁庭在本案中维护了运动员的权益，并且进一步确立了CAS的权威地位。此外，该案例进一步明确了CAS的管辖权限。　

　　2．2000年悉尼奥运会罗马尼亚选手金牌被剥夺案 　

　　2000年9月26日，悉尼夏季奥运会上，获得女子体操全能金牌的罗马尼亚选手拉杜坎（Andreea Raducan），由于在药检结果中呈阳性，被国际奥委会取消个人全能金牌。年仅16岁的拉杜坎在本届奥运会上，除了获得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金牌外，还获得一枚跳马银牌，并和队友一同夺得女子体操团体金牌。拉杜坎在本届奥运会中共接受了两次药检，在夺得跳马银牌后的药检中她顺利过关，只是在全能比赛后的药检中呈阳性，而团体比赛后的药检没有抽查到她，所以国际奥委会决定只取消拉杜坎的全能金牌，而保留她的跳马银牌和团体金牌。拉杜坎被查出尿样中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这种药物不在国际体操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Gymnastique，简称FIG）的禁药名单上，但是国际奥委会已经将其列为禁药。拉杜坎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因服用禁药被剥夺金牌的体操运动员。 　

　　事实上该事件的真相是，由于拉杜坎比赛前感冒，队医让她吃了一片感冒药。但这位医生万万没有想到，那片在任何一家药店都能买到的普通感冒药里含有禁药成分，使得拉杜坎在夺得金牌后的药检呈阳性。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拉杜坎不应因队医的错误而遭受惩罚， 2000年9月26日下午7时，拉杜坎向ICAS为悉尼奥运会特别设立的临时仲裁处提出上诉仲裁申请。临时仲裁处为此组成了仲裁庭处理该案，仲裁庭由三名分别来自澳大利亚、瑞士、美国的CAS的仲裁员组成。　

　　被申诉人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主要的抗辩理由是，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规则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只要运动员体内含有禁药成份，那么他（她）都被认为是服用了兴奋剂”，而根本不需要考虑其是否故意服药，或者能不能因此在比赛中获益，“关键是拉杜坎体内有禁药成份，只此一点就足够了。” 　

　　临时仲裁庭整整讨论了两天，2000年9月27日下午1时，仲裁庭作出裁决，维持国际奥委会的处罚决定，但是仲裁庭亦不得不承认，拉杜坎服用感冒药并无其它恶意。在随后的悉尼奥运会主新闻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仲裁庭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无论运动员是否故意服用禁药，他（她）体内有禁药成分这个现实，就已经违反了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反兴奋剂的规定。为了对其他运动员公平起见，他（她）理所当然应被取消资格或收回奖牌。仲裁庭的声明还说：“特别仲裁庭非常清楚这个决定，对一个年轻的、善良的、优秀的运动员所带来的影响。但在平衡拉杜坎小姐和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大局两者的利益之后，他们认为所有反兴奋剂的法令都必须毫不妥协地实施。” 　

　　拉杜坎以及罗马尼亚奥委会不服CAS临时仲裁庭的裁决，继续寻求向瑞士法院上诉的机会，2000年12月，瑞士法院在驳回了拉杜坎的上诉，维持了CAS的仲裁裁决。 　

　　本案的意义在于CAS维护了国际体育界反兴奋剂规则规定的“严格责任原则”，尽管本案的裁决对当事人并不公平，但是为了捍卫体育运动公平竞争的最高利益（严格禁止兴奋剂的使用），不得不牺牲拉杜坎的金牌。 CAS在本案中适用的严格责任原则，为后来CAS的多起案件所引用。　

　　3．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韩国选手金牌被剥夺案　

　　2002年2月20日，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19届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决赛中，韩国选手金东圣虽然在比赛中第一个撞线，但是他由于横向移动阻挡美国选手犯规，结果在赛后被立刻取消了1500米短道速滑的金牌。而在此前16日的另一场比赛中，金东圣曾经被美国选手撞倒失去了金牌，所以这次的事件引起了韩国人的强烈抗议。　

　　韩国代表团对当晚的判罚提出不服，在其支持下，金东圣向盐湖城冬奥会CAS临时仲裁机构提出了上诉仲裁申请。CAS临时仲裁机构组成了仲裁庭对此进行审理，该仲裁由CAS的三名仲裁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英国、瑞士和芬兰，仲裁庭听取了韩国奥委会代表、国际滑冰协会代表、美国奥委会代表和加拿大奥林匹克联盟代表对发生在短道速滑比赛男子1500米事件的介绍与意见。听证会从晚上10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零时30分左右，经过激烈辩论，仲裁庭最终决定，对韩国冬奥代表团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　

　　仲裁庭认为，比赛中由现场裁判做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除非有证据证明裁判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有类似受贿行为。本案由韩国提出的证据中，没有能够认定短道速滑裁判有这方面行为的证据，因而，CAS临时仲裁机构不能受理韩国提出的、重新审议短道速滑1500米比赛结果的上诉。 　

　　本案的意义在于CAS所坚持的对体育技术问题不予干预的原则，CAS之所以不干预体育行会内部的技术标准问题，这是为了维护各体育行会在这些问题上的自治，保证各体育项目下竞赛技术规则的统一。　

　　4．2002年冬奥会俄罗斯选手金牌及名次被剥夺案 　

　　2002年2月举行的第19届盐湖城冬奥会上，在女子传统式30公里越野滑雪赛赛前所做的例行检查中，两名俄罗斯著名滑雪女运动员拉祖蒂娜（Larissa Lazutina）和达尼诺娃（Olga Danilova）被发现服用了一种新的违禁药物，国际奥委会决定取消拉祖蒂娜此前所获的金牌和达尼诺娃取得的名次（第八名），并禁止她俩继续参加本届冬奥会。俄罗斯代表队对此裁决表示不服。　

　　通过血检和尿检相结合的方式证明，这两名俄罗斯选手都使用了一种新的违禁药物，虽然该药物并未被国际奥委会列入违禁药物的“黑名单”，但是由于它与另一违禁药品EPO具有类似的化学结构和药理作用，能促进成绩并对运动员身体构成危害，也应当属于违禁药物。 在2002年6月3日，国际滑冰联合会（FIS）做出了对拉祖蒂娜和达尼诺娃两年禁赛的处罚决定。　

　　两名运动员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冬奥会过后，在俄罗斯国家奥委会的支持下，拉祖蒂娜和达尼诺娃于2002年3月14日向CAS起诉国际奥委会的处罚决定，要求返还她们获得的金牌和名次。此后在国际滑冰联合会又作出处罚决定后，拉祖蒂娜和达尼诺娃将国际滑冰联合会亦告上了CAS。　

　　CAS组成了仲裁庭，对两个案件进行合并审理，仲裁庭由三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德国的CAS仲裁员组成，由于国际奥委会的几次请求，案件的开庭被一再推延， 在2002年11月4日与5日，CAS终于正式开庭审理了此案，11月29日，CAS仲裁庭作出裁决，驳回了两位俄罗斯滑雪选手提出的申诉，维持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滑冰联合会的处罚决定。仲裁庭认为：申诉方没有提供能够证明拉祖蒂娜和达尼洛娃没有过错的充分根据，他们没有理由做出裁决，取消对俄罗斯两名选手的禁赛处罚决定。CAS的裁决作出后，俄罗斯国家奥委会表示，遵守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宪章》的准则，承认CAS是解决体育纠纷的最高机构，服从CAS的裁决。俄罗斯国家奥委会还表示，对拉祖蒂娜和达尼洛娃准备继续向瑞士法院上诉的做法不予支持。 2003年6月20日，瑞士联邦法院驳回了拉祖蒂娜和达尼洛娃的上诉。　

　　本案的意义在于CAS程序的公正性，本案中一方当事人为国际奥委会，但CAS对其并无偏袒（尽管裁决其胜诉），这也是为何俄罗斯国家奥委会为何能够接受此败诉裁决的原因。 另一方面，瑞士联邦法院在此案中，再次重申了CAS的中立地位，表明了司法对CAS体育仲裁裁决的支持。 　

　　（四）近年来CAS在兴奋剂案件中遵循的“严格责任原则”　

　　如上文所述，近年来，CAS受理的多起体育仲裁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关键问题均涉及到有关反兴奋剂规则是否采用的是“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原则——即是否可以不问运动员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其体内存在违禁药物即可对其进行处罚，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即是否应当考虑当事人主观的过错来对其进行处罚的问题。从目前各国有关司法及仲裁实践来看，并不认为严格责任原则违反各国法律所坚持的公共秩序原则，理由是，即使当事人是误服了兴奋剂，或者并无意图获得不正当的比赛优势，事实上其体内的违禁药物的存在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比赛优势，因而可以进行对其进行处罚。　

　　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各体育行会的反兴奋剂规则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往往出现同一或类似的事实，由于适用不同规则而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1994年，CAS在审理美国射击队与奎格理诉国际射击联盟（USA shooting and Quigley v. Union International de Tir）案 中，适用了瑞士的有关法律，推翻了国际射击联盟的纪律处罚裁决——该裁决对奎格理禁赛两年，并将美国射击队在1994年开罗射击锦标赛上取得的金牌收回。CAS认为奎格理并非有意服用违禁药品，而是为了防治其所患的哮喘病而服用了这些药物。国际射击联盟反兴奋剂的规则规定的“服用兴奋剂”的概念（a definition of doping）包括要考察当事人主观的意图，即当事人是否有通过服用兴奋剂来达到“提高比赛成绩的目的”（the aim of attaining an increase in performance），因而国际射击联盟的反兴奋剂规则并不是“严格责任”规则，CAS在该案中的有关分析在CAS后来的案件中经常被引用：　

　　“反对兴奋剂的任务确实艰巨，其需要严厉的纪律处罚规则。但是处罚规则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亦应当谨慎地对待这些规则。可能影响运动员运动生命的处罚规则必须具有可预见性（must be predictable），这些规则必须出自于真正的有权当局（duly authorized bodies）之手。它们必须是通过合法的有效方式（in constitutionally proper ways ）制定的。它们不能是自发的产物（the product of an obscure process of accretion），运动员与体育官员们面对的不能是互有歧义甚至自相矛盾的规则——这种规则多年来恐怕只为少数的该领域内部人士所熟知。”　

　　在CAS裁决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名芬兰的游泳运动员亦胜诉，CAS推翻了对其禁赛两年的处罚，但其要求赔偿的要求未予支持。 该案中CAS亦适用了有关瑞士的法律。CAS认定国际游泳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Amateur，简称FINA）的反兴奋剂规则确实是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但由于本案中争议的违禁药品，FINA并未完全禁止使用（服用不允许，但事先向有关机构申明的为治病而吸用被允许），CAS认为仅仅是运动员的血样与尿样中含有违禁药品，还不能够充分证明这就是一起服用兴奋剂的违禁事件，CAS认为国际游泳联合会还必须证明该违禁药品是非用于治疗意图而服用的。在本案中，被指控的运动员为了治疗疾病而吸服了有关的药品，而在吸服该药品之前，该运动员的队医已经向国际奥委会药品委员会（the Medical Commission of the IOC）书面说明了有关情况，该运动员应当被免除责任。　

　　但在另一起相似的案件中，申诉人美国残疾人篮球队则没有这么幸运。在1992年巴塞罗那残疾人奥运会期间，美国篮球队在决赛中战胜了荷兰队，获得冠军，但由于美国篮球队有一名队员被查出服用了含有违禁药物成分的止痛片，美国队的冠军资格被取消。美国队不服向CAS申诉， 但CAS裁决其败诉。理由是国际残奥会的反兴奋剂规则采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并且未规定任何例外（与上一案例不同），运动员体内含有违禁药品成分，即可认定服用兴奋剂（doping）的指控成立。　

　　在加诺德诉国际游泳联合会（Chagnaud v. FINA） 一案中，CAS认为国际游泳联合会(FINA)有关反兴奋剂的规则采纳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运动员体内含有违禁药物即可推定违反其反兴奋剂规则应受到处罚，但是这一有罪推定（presumption of guilty）并非是结论性的（conclusive），而是可以辩驳的（rebuttable）。本案中FINA对游泳运动员加诺德的处罚是两年禁赛。CAS考察了FINA以往的惯例，发现FINA并未完全严格地执行这一严格责任规定的规则，事实上以前有案例表明，只要被指控者能够证明自己主观上并无过错，FINA就未严格按规则的字面意思来解释与适用，尽管仍然进行了处罚，但是处罚措施适当地减轻了，在本案中，CAS亦减轻了FINA的处罚措施。所以，体育纪律处罚机构以往实践中对有关纪律规则的解释，有可能作为一种习惯规则对其今后的实践发生约束力。　

　　在上述案件之前的另一起案件中，FINA将严格责任原则适用到了一名游泳教练身上，该教练被指控给他的运动员服用了违禁药品，该运动员的血样被查出呈阳性，FINA对该运动员进行了警告，但未采取禁赛处罚，而是对其教练禁赛两年，该教练不服，申诉至CAS， CAS最终认定FINA反兴奋剂规则的严格责任原则对教练员亦适用，但本案中该教练员是为了治疗疾病的目的而提供药品给该运动员，因而CAS把两年的禁赛处罚缩短至7个月。　

　　从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兴奋剂案件严格责任原则已经被绝大多数国际体育协会、联合会所采纳，CAS亦承认这些规则的合法性。但是在运用这些规则对被指控的运动员或教练员进行处罚的时候，均应谨慎行事，避免枉及无辜的局面出现，特别是当这些纪律处罚规则本身就不太明确，并且案件的事实情况亦存在疑问的时候。 　

　　六、CAS与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一）CAS与国际体育法的发展　

　　CAS目前已出版两大本裁决报告集， 通过分析这些裁决，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体育法发展的一些共同趋势： 　

　　第一，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反兴奋剂规则中基本上都是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即无论运动员是否有主观过错，只要其被检测出体液中含有违禁药物成份，就要接受处罚），尽管CAS承认这一原则的合法性，但CAS的一些裁决却尽量避免对无辜的运动员处以过于严格的处罚措施。　

　　第二，在对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所遭受的处罚进行审查时，CAS坚持采用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指南手册中的兴奋剂认定标准，而没有自行解释何谓兴奋剂。　

　　第三，在一份重要的咨询意见中，CAS指出了在反兴奋剂案件中，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拥有比各国国家奥委会（NOC）优先的裁决权。 　

　　最后，CAS一般不会因发生纠纷而做出直接取消某场比赛结果的裁决。 　

　　（二）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混乱与冲突　

　　尽管CAS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国际体育界所承认，但CAS并非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唯一法律机构。从现在来看，国际体育纠纷解决程序机制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局面，相关的机构，包括各国国内体育组织、各种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CAS、各国国内仲裁机构、各国国内法院、以及国际（主要指欧盟）法院与委员会都在处理体育纠纷，而这些机构适用的实体法、程序法各不相同，自然处理的结果也会迥异。前面章节提到，目前各国国内体育纠纷救济机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内外结合），在一个统一主权国家内部，多元化的各种机制之间一般情况不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但在国际体育界，这种多元化的局面却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实践中容易产生龃龉。因此，有必要对如此多的机构与程序进行一个整合，建立一套统一的、有序的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统一——即使无法统一，起码也必须协调——各个机构的纠纷处理程序，明确各自的管辖权限。　

　　不幸的是，很多机构在处理体育纠纷时，往往各行其是，导致体育纠纷不但没有解决，相反更为激化。对此，“福奇诉美国游泳联合会”（Foschi v. United States Swimming, Inc）一案是最好的一例，该案揭示了目前国际体育界各机构之间管辖权重叠与冲突的问题。　

　　1．福奇诉美国游泳联合会案　

　　杰西卡•福奇（Jessica Foschi）是一名美国著名女游泳运动员，隶属于美国游泳联合会（USS）。在1995年的一项国内赛事中，福奇的尿样被检查出呈阳性，美国游泳联合会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对此展开调查，该调查小组确认了福奇的尿样异常，但最终的调查结论是福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违禁药品进入了她的身体内”。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程序后，美国游泳联合会主席团作为泳联的最终裁决机构，采纳了该调查小组的结论，并作出了对福奇的几项处罚措施，其中包括两年的禁赛，取消福奇此次比赛的成绩，并警告如果以后再出现此类违禁情事，将被终身禁赛。此后不久，美国游泳联合会主席团又加重了处罚，直接取消了福奇参加一切重大比赛的资格，但不久后，这一处罚又被取消，而代之以前一次较为温和的处罚。过了一段时间后，美国游泳联合会为备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允许福奇参加美国国家队的备战训练，但最终她未能进入美国国家队。　

　　福奇认为自己未能入选国家队与此前的兴奋剂事件有关，于是她根据1978年美国《业余运动法》（该法案适用于所有在美国进行召开的国际体育活动，适用于所有的美国运动员），向美国仲裁协会（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简称AAA）提出仲裁申请。 福奇对美国游泳联合会给她的处罚特别是终身禁赛的威胁不服，要求撤消所有的制裁，确认自己入选奥运会美国国家游泳队的资格。美国游泳联合会在答辩中提出，福奇的参赛资格问题并未受“兴奋剂事件”的影响。美国仲裁协会组成了一个仲裁庭展开仲裁，仲裁庭首先明确了自己对本案的管辖权，随后进行了多次开庭，双方律师到庭辩论，并审查了大量的书面证据。福奇认为自己在“兴奋剂事件”中所受处罚的决定过程违背了美国宪法所要求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要求，因为美国国家奥委会的反兴奋剂规则对尿样的检测程序只有一次，并且这一次检测结果就是唯一结论。福奇认为对此检测结果当事人应当可以质疑，要求另行检测。但仲裁庭对此问题未作出结论。　

　　仲裁庭最后裁决撤消对福奇的所有处罚，理由是它们违反了基本的公平原则，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在裁决的过程中，仲裁庭拒绝采纳国际游泳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Amateur，简称FINA）关于兴奋剂问题的严格责任规则，以及国际游泳联合会的反兴奋剂规则——美国游泳联合会在反兴奋剂问题上是采用后一规则的。仲裁庭认为美国泳联对福奇的处罚没有考虑她根本不知情的因素（即违禁药品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服用的），而不考虑福奇的无过失就对其作出处罚是显示公平的。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国际游泳联合会所追求的“确保违规者受到处罚，同时不能冤枉无辜者”的反兴奋剂政策。 　

　　在排除了国际游泳联合会反兴奋剂规则的严格责任原则后，仲裁庭不得不表示，对兴奋剂问题的归责原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仲裁庭亦未说明在本案中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责任归责原则。　

　　福奇案可以看作是国内仲裁机关推翻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有关规则的一起典型案件。但是在另外一起类似案件中，涉及到一名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撒马塔•瑞丽（Samartha Riley）因涉嫌服用兴奋剂遭处罚的问题，美国仲裁协会又表示尊重国际游泳联合会反兴奋剂规则的严格责任原则。这类案件反映出目前国际体育法领域的冲突与混乱的局面。　

　　但美国仲裁协会的裁决并未最终解决福奇案，体育界继续坚持对福奇进行处罚，这一次，是由国际游泳联合会对福奇作出处罚，禁赛两年，从尿样检测异常那天起计算。福奇再次不服，向CAS提起仲裁请求。　

　　1997年6月17日，CAS作出裁决，维持国际泳联的处罚与严格责任原则，但将处罚减轻为6个月，并裁定由国际游泳联合会支付仲裁费用。CAS认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有权对各国国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处罚决定进行复查（在本案中为国际泳联对美国泳联的决定的复查），这种复查并不构成对福奇的重复处罚，进而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double jeopard）。 　

　　2．麦克卡吉诉加拿大帆船联合会与加拿大奥委会案　

　　另一起案件也值得我们注意——麦克卡吉诉加拿大帆船联合会与加拿大奥委会案（Mc Caig v. Canadian Yachting Ass’n & Canadian Olympic Ass’n）。 这是一起由加拿大法院审理的案件。原告麦克卡吉（Mc Caig）为一名加拿大帆船运动员，其与加拿大帆船联合会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麦克卡吉等运动员可以参加两次为1996年奥运会帆船赛所准备的加拿大国家队成员的选拔赛。但是后来由于气候条件不理想，加拿大帆船联合会仅进行了一次选拔赛，比赛结果是麦克卡吉落选国家队，麦克卡吉坚持还应当举行一次选拔赛，遭到解决后遂向加拿大法院起诉。　

　　法院仔细审查了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协议，但在里面找不到对本案情况的规定，即：如果是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原因而引起的协议无法履行时，由谁来承担违约责任。法院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应当根据一般法理“不可抗力”来处理这一问题，即：由于气候变化这一当事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导致协议无法履行，但双方当事人并无过错，并且作为帆船运动的选手与管理者，双方当事人对气候变化对比赛的影响都是清楚的，且可以事先预计的，因而法院认定被告加拿大帆船联合会与加拿大奥委会不承担责任，原告麦克卡吉败诉。　

　　该案的意义不在于其审判结果，而在于法院在判决书中表达的这样一种意见：“体育领域内的行家们对于运动员事宜比我们清楚的多，我们真是不愿意涉足此类体育纠纷。” 实际上不仅仅是加拿大法院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很多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法院均表示过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愿意让司法机关介入体育纠纷。虽然如此，但目前国际体育界的发展趋势却是：越来越多的体育纠纷进入了法院的司法程序，并引起了国际体育界的混乱，对此，雷诺兹案是最好的例证。　

　　3．雷诺兹诉国际田联案（Reynolds v. 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 　

　　1990年8月12日，在蒙特卡罗的一次比赛上，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随机抽取检查了美国运动员巴赫•雷诺兹（Butch Reynolds）——前男子400米世界冠军的尿样，看其是否使用了违禁药物。七天后，国际田联通知雷诺兹其尿样呈阳性，宣布对他暂时禁赛两年，等待美国田径联合会（TAC）对此事作出听证后作出最终裁决。　

　　雷诺兹声称此次检查有误，因而IAAF的禁赛处罚是无效的。他没有等美国田联的听证会召开，在1991年初就先行向其住所地的美国俄亥俄南区联邦地方法院（the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Ohio）起诉国际田联和美国田联，声称他们无权干涉他参加正常的田径比赛。法院在1991年3月19日作出裁决，要求雷诺兹首先必须用尽国际田联以及美国田联的内部救济措施后，方可向法院起诉，雷诺兹不服，继续向上一级法院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院上诉。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业余体育法》以及美国国家奥委会章程的有关规定，雷诺兹于1991年6月7日向美国仲裁协会（AAA）提起了仲裁申请。6月10日，美国仲裁委员会的一个仲裁小组作出了仲裁裁决，支持雷诺兹的主张，认为药检有误，与上述福奇案一样，AAA仲裁小组没有适用国际田联反兴奋剂规则规定的严格责任原则。国际田联与美国田联拒绝接受该仲裁裁决，它们认为，根据国际田联章程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有关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首先请求美国田联召开听证会进行复查，而不是提起AAA的仲裁程序。在同一天，美国国家奥委会亦拒绝了雷诺兹请求执行该AAA仲裁裁决的请求。在第二天（6月11日），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院也驳回雷诺兹的上诉，要求其首先必须用尽国际田联与美国田联的内部救济措施。　

　　雷诺兹不得不开始求助于美国田联的听证程序。在经过12小时的聆讯以及两个星期的辩论后，1991年9月13日，美国田联的听证会作出结论，认为药检结果令人怀疑，对雷诺兹的处罚不合理。国际田联拒绝接受该听证结论，与美国田联发生分歧，根据国际田联章程第20条的规定，双方将此纠纷提交国际田联下设的一个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仲裁在英国伦敦进行——因为当时国际田联的总部设在伦敦。国际田联内部仲裁庭由6人组成，在经过两天的聆讯和仅两个小时的辩论后，仲裁庭在1992年5月11日作出裁决，认定对雷诺兹的处罚没有问题，支持国际田联两年的禁赛处罚。 　

　　当时1992年巴塞诺那奥运会召开在即，雷诺兹正在努力想获得参加美国奥运会国家田径队选拔赛的资格，国际田联的处罚将使其无法参赛。于是在1992年5月27日，雷诺兹再次走进美国俄亥俄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请求法院颁发禁令（injunction），阻止国际田联禁赛处罚决定生效。官司一直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审法院（俄亥俄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裁定颁发禁令，而二审法院（联邦第六巡回法院）推翻了一审裁决，终审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二审裁决。在这期间内，由于一审法院禁令的效力，雷诺兹曾参加了一些赛事，国际田联则威胁，准备处罚那些让雷诺兹参加有关赛事的比赛组委会官员，甚至准备处罚那些与雷诺兹一起比赛的其他运动员。雷诺兹通过了层层的选拔赛，取得了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资格。然而国际田联仍然坚持对雷诺兹的处罚，禁止雷诺兹参加奥运会，并基于雷诺兹将国际田联的内部纠纷向国家法院起诉，将雷诺兹的两年禁赛期再次延长了4个月。美国奥委会在国际田联的压力下，亦不得不取消了雷诺兹的美国奥运会田径队队员的资格。 　

　　雷诺兹无缘巴塞罗那，1992年奥运会后，雷诺兹于9月28日再次向美国俄亥俄南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声称由于国际田联的错误的禁赛处罚，导致其遭受物质与精神上的损失，要求法院判决国际田联支付27,356,008美元天文数字般的赔偿金（其中20,000,000美元为惩罚性损害赔偿）， 被告国际田联拒绝出庭，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法院对它根本不具有管辖权。1992年12月3日，美国俄亥俄南区联邦地方法院作出缺席判决，国际田联败诉并须支付27,356,008美元的赔偿金，该判决书还规定，如果判决书生效，原告雷诺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国际田联在美国的有关财产。 该裁决一时间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国际田联亦不得不开始谨慎对待，其向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院上诉，提出了管辖权抗辩。1994年5月17日，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院作出裁定，推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法院对被告国际田联不具有对人管辖权与对物管辖权， 一审法院不应当受理该案。雷诺兹不服，想继续寻求上诉机会，遂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申请签发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希望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复审，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雷诺兹的申请。 　

　　在四年的时间内，雷诺兹事件前后一共经历了12次仲裁与诉讼程序，浪费了巨大的仲裁与诉讼资源，当事人雷诺兹最终亦一无所获。这一事件突出反映了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混乱状态。 正如美国学者纽曼指出：“如果美国的法院做出对田径比赛的裁定，其他国家的法院也会这么做。如果不同的国家都对田径比赛做出不同的裁定，局面将会混乱不堪，而最终导致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供遵守的资格标准，对体育的管理也将无从谈起。” 　

　　使事情更为复杂化的是，运动员与体育管理机构间的争议有可能导致国际赛事的推迟进行。如果允许运动员向已经很繁忙的法院起诉，他们可以申请颁布临时禁令，阻止比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进行，直到他们自己的参赛资格获得法院裁决，这样一来国际比赛如世锦赛、地区性比赛和泛美运动会，或全球性比赛如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都会遭到推迟。正是为了防止在奥运会上发生这些问题，国际奥委会于1994年底宣布，要求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签署协议，遵守体育仲裁院（CAS）对体育运动争议的仲裁，而不能寻求司法途径。 　

　　巴赫•雷诺兹事件反映出的问题是，必须找出一个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国内与国际权力机构在体育纠纷解决上可能发生的冲突。雷诺兹事件后，学者们提出的一项补救措施是，体育组织应当寻求由体育仲裁机构去解决一些像参赛资格之类的纠纷问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由国际体育组织和国家体育协会在行业规则中对体育纠纷的救济机制做出明确规定。而涉及体育政策之类的问题，由于国家主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项纠纷处理权只能属于类似于体育仲裁院这样的国际组织。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国际田联目前象雷诺兹案件一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体育仲裁院来解决了，因为在2001年，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IAAF）宣布接受CAS的管辖权。 　

　　（三）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类型　

　　概言之，目前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法律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第一，由各国国内体育组织解决。各国国内体育组织承担了大多数体育纠纷的解决事务，它们一般通过内部行政裁决或内部仲裁裁决方式解决体育纠纷，也有将两种解决方式互相混合或是前后衔接的。国内体育组织在解决体育纠纷一般都会适用其各自所属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相关规则（如美国泳联在裁决案件时会适用国际泳联的有关规则）。当然各国的国内法都会明确国内体育组织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例如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以美国为例，1978年的《业余体育法》规定：“美国国内的体育组织负责管理各自的运动员和代表队在国家赛事中代表美国参加的比赛……并根据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则来确定运动员与代表队的参赛资格，但在奥运会与泛美运动会期间，运动员和代表队由美国奥委会负责管理。”　

　　第二，由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处理。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可以审查各自所属的各国国内体育组织作出的有关纠纷的处理决定，包括诸如比赛裁判以及运动员比赛资格等问题。例如国际足联（FIFA）以及国际田联（IAAF）均有自己内部的纠纷仲裁机构（不过现在它们都接受了CAS的管辖权）。在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所适用的规则中，奥林匹克宪章的效力最高，但是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裁决是否能推翻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裁决，这一问题目前还不明确。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与各国国内体育组织之间的非国内法上的纠纷一般是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而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与各国国家奥委会之间的纠纷一般是由国际奥委会进行裁决，或是由体育仲裁院（CAS）仲裁裁决。从目前的有关裁决来看，几乎都是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胜诉。在一份咨询意见中CAS曾指出，各相应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有权对各国国家奥委会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处罚决定进行审查。 　

　　第三，由各国国家奥委会处理。各国的国家奥委会可以解决诸如禁赛运动员参赛资格的问题。有些国家（如美国）的国内法规定，在奥运会召开期间，或奥运会选拔期间，国家奥委会拥有排他的管辖权，来处理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问题。　

　　第四，由国际奥委会处理。国际奥委会可以根据运动员或者是某一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请求，或者自行决定，对各国国家奥委会的有关裁决进行复审。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各国国家奥运会期间是各自国家的唯一有权代表，但宪章同时亦规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有权制定并保障实施各自运动项目的规则以及审查运动员参赛资格。当然，国际奥委会对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一切纠纷拥有最终的处理权。　

　　第五，由体育仲裁院（CAS）处理。CAS对体育纠纷的管辖权源自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CAS裁决案件时，很大一部分工作在审查这样的条款的效力，以确定自己是否对案件拥有管辖权。CAS受理案件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案件，也包括与奥林匹克运动无关的案件。自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召开以来，CAS成为解决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以及英联邦运动会期间所发生的纠纷的最主要机构。　

　　第六，各国国内法院的解决。目前体育合同中签订仲裁条款的越来越多，并且各种国内体育组织与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都鼓励当事人通过仲裁方式来解决纠纷，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国内法院就不能受理各类体育纠纷案件。国内法院仍然是解决体育纠纷的一个重要机构，特别是在涉及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进行处罚的案件中，往往引发处罚是否公正的问题，而法院是裁判是否公正的最佳场所。此外，由于职业运动员和半职业运动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很多与金钱相关的案件（如职业运动员的劳动酬金问题）是上述的国内或国际体育机构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外，有些体育纠纷是无法进行仲裁的，或者虽可以仲裁，但有关国家国内法规定对此仲裁裁决法院可以进行司法审查。最后，更多的案件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程序正义、公共秩序等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司法手段才能最终解决。当然我们不应当过于夸大司法机构在体育领域内的作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德国只有十分之一的足球体育纠纷最终是由法院处理的。 不过“体育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很少”这一结论，在各个社会诉讼化程度高低不同的国家并不普遍适用。　

　　一般情况下，各国国内法院均会承认与执行上述各体育组织作出的裁决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以美国法院为例，美国法院不太愿意受理诸如当事人不服国内体育组织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裁决而诉诸法院的案件（上述雷诺兹案是例外，但法院最终还是没有受理）。美国法院的态度很明确，即希望此类纠纷由私力方式解决，而勿需国家司法机关的公力救济。法院尤其不愿介入诸如比赛裁判规则的问题，此类纠纷涉及的专业性太强，并且司法介入可能影响体育界的自治。由于体育运动本身的性质及其规则的专业性要求，对体育纠纷的裁决应当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而法院的法官并非体育运动方面的专家；另一方面，各国国内法律制度差异很大，一个体育案件在不同国家法院审理，可能产生不同的诉讼结果，而这会影响到体育规则及裁判准则的全球统一性，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所以多数国家法院在受理体育纠纷时总是很谨慎。　

　　第七，由区域性国际法院进行解决。如欧洲法院就审理了很多与体育有关的、发生在欧盟不同成员国当事人之间的案件。最著名的案件是博斯曼案（the Bosman Case）， 欧洲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明确了欧盟成员国球员在欧盟国家各俱乐部间自由转会的权利，并认为这一权利是受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以及有关的欧盟法律的保护的。　

　　第八，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的运用。 体育仲裁院（CAS）准备在普通仲裁程序中推广运用调解手段，事实上在仲裁程序之外，CAS已经建立了一套独立的调解程序。协商、调解、和解等非正式性的纠纷解决手段，由于其具有诉讼、仲裁等正式性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具有的优势，例如，简单便捷、不伤和气、费用低廉、当事人自主自愿等等，其重要性在日益增加。一般情况下，有关的体育纠纷都是通过此类可替代性的非正式性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的，只有在解决不成的情形下，当事人才会采用仲裁或诉讼这一正式性的纠纷解决方式。　

　　（四）小结　

　　总而言之，由于存在上述多种纠纷解决机制，而各机制之间的关系尚不太明确，适用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相互抵触，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国际体育界造成一些混乱，这一局面的存在，阻碍了国际体育法律规则的统一化进程，不利于全球体育运动的发展。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协调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管辖权限。由于CAS具有的国际性、民间性、专业性，并且其已经在解决国际体育纠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CAS出面来协调和统一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也许是最佳的选择，这两年,象国际足联（FIFA）、国际田联（IAAF）等著名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先后接受CAS的管辖权对此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由CAS出面协调和统一国际体育纠纷的解决机制，具体做法有二：　

　　第一，以CAS的体育仲裁与体育调解规则为体育界的纠纷解决的“示范法”（model law）， 由各国国内的体育仲裁机构采用，至少在程序规则上统一各国体育纠纷仲裁机构的实践，减少冲突与矛盾。如前文所述，CAS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设立体育仲裁院来推广一套灵活、便捷、经济的体育仲裁规则。 从晚近一些国家建立的体育仲裁制度来看，CAS的体育仲裁与调解规则的示范法作用确实得到了发扬。例如，2000年1月1日建立的英国体育纠纷解决委员会（或称小组，英文名称为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Panel，简称SDRP），是英国境内解决体育纠纷的独立的体育仲裁与调解机构，就是模仿CAS而建立的机构，采用的仲裁与调解规则亦以CAS的规则为蓝本。 　

　　第二，由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接纳CAS的管辖权，在其章程中载入由CAS处理与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其所管辖的体育项目有关的一切体育纠纷的条款。由CAS作为世界体育纠纷解决的唯一的最终的机构。事实上，从越来越多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接受CAS的管辖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一设想的实现并不遥远。　

　　七、中国与体育仲裁院　

　　1996年，中国外交学院国际法系苏明忠博士被选任为体育仲裁院首位中国籍仲裁员，并仲裁了几起案件。苏明忠博士卸任后，2000年4月，中国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黄进博士当选体育仲裁院仲裁员，成为体育仲裁院第二名中国籍仲裁员。2002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乃蔚博士又被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聘请为CAS的仲裁员。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剑先生亦被聘请为CAS的仲裁员。　

　　（一）1996年的昂德拉德诉佛得角国家奥委会案（Andrade v. Cape Verde NOC）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一名佛得角的运动员昂德拉德（Andrade）由于不服从佛得角国家奥委会的管理安排，擅自充当开幕式时佛得角代表团的旗手（本来应当是由该国奥运代表团团长担任），遭到佛得角国家奥委会的处罚，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致使昂德拉德准备参加的男子100米栏比赛无法参加。昂德拉德不服处罚，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在亚特兰大设立的临时仲裁机构，该案中，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明忠博士作为仲裁员之一，参与裁决了该案件，该案是CAS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仲裁员参加的仲裁案件。　

　　仲裁庭审查了有关的纪律处罚规则后认为：在奥运会期间取消运动员的代表资格，必须获得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由于被申诉人佛得角国家奥委会并未取得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同意，因而处罚无效。　

　　该案裁决作出后，佛得角国家奥委会立即向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报告该事件，并取得了处罚的许可，再次对昂德拉德作出了同样的处罚。昂德拉德仍然不服继续向CAS的临时仲裁庭申请仲裁，该案由前一案件中的同一个仲裁小组进行仲裁，经过审理，仲裁庭认定昂德拉德胜诉，理由是，“处罚必须征得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同意”这一条款中的“同意”的理解，只能是事先（处罚之前）取得同意，而不是事后补救取得同意，该处罚决定仍然应当认定为无效。　

　　（二）1998年的王炜等诉国际泳联案（Wang and others v. FINA ） 　

　　1998年1月，中国游泳代表队参加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第八届世界游泳锦标赛。14日，在锦标赛期间的兴奋剂检查中，中国游泳代表队的王炜、王璐娜、蔡慧珏、张怡4名选手被检查出尿样呈阳性，当即被取消参赛资格。国际游泳联合会（FINA）的检测结果表明，这4名同来自上海的选手尿样中含有名为氨苯喋啶的违禁药物，该药属于利尿剂的一种。但4名选手均不承认自己服用过这种药物，因为他们没有服用利尿剂的必要。　

　　正当人们莫衷一是之时，一种名叫爱维治的药品被当事人的律师提交到国际泳联的首次听证会上。律师提供的证据显示，4名选手在赛前服用过爱维治，而该药导致了药检结果呈阳性。爱维治是挪威一家公司生产的促进细胞代谢剂，可以增加人体摄氧量，改善肌肉能力，促进毛细血管的血液供应。由于这一证据，听证会后，国际泳联于4月25日宣布，暂时解除对4人的临时禁赛的处罚。但事情并未朝着有利于中国运动员的方向发展。7月24日的第二次听证会后，国际泳联对4名中国游泳选手给予禁赛两年的处罚。　

　　4名中国选手认为自己并未主观过错，国际泳联的处罚有失公正，于1998年8月8日向在瑞士洛桑的体育仲裁院正式提出了上诉仲裁申请。苏明忠博士为中国当事人指定，出任三名仲裁员中的一名，另外两名仲裁员分别是来自英国的米歇尔•巴拉夫先生（Mr. Michael Beloff QC）以及瑞士的丹尼斯•奥斯武德先生（Mr. Denis Oswald），首席仲裁员为巴拉夫先生。　

　　1998年12月22日，体育仲裁法院发出裁决通知，维持国际泳联的禁赛处罚。 CAS仲裁庭认可了国际泳联反兴奋剂规则使用的严格责任原则，即无论运动员是否有主观过错，只要其被检测出体液中含有违禁药物成份，就要接受处罚。　

　　CAS仲裁庭在本案中还明确了一个原则：当体育纪律处罚机构在兴奋剂案件中对运动员施加处罚程序时，适用的证据证明标准应当是“完全满意”（comfortable satisfaction）的原则，即只有有关被指控者使用兴奋剂的证据使人完全满意（comfortable satisfaction），足够构成处罚时，才能对运动员进行处罚，这一标准介于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原则”与刑事诉讼的“排除任何合理怀疑原则”之间。 　

　　四名中国运动员不服CAS的仲裁裁决，以该裁决的仲裁程序对当事人不公正为由，向瑞士联邦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推翻CAS的裁决。瑞士联邦法院第二民事分庭（the 2nd Civil Division of the Swiss Federal Tribunal）于1999年3月31日作出裁决，驳回了当事人的申请，认为CAS的仲裁程序不存在瑕疵，仲裁庭所支持的国际泳联反兴奋剂规则的严格责任原则亦不违反瑞士法律的公共秩序。 　

　　（三）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与CAS　

　　2008年中国北京将举办夏季奥运会，根据惯例，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CAS）在北京亦会设立CAS的临时仲裁机构，管辖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体育纠纷。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体育仲裁制度， 我国的仲裁立法对于体育仲裁问题亦未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就进行研究，为办好2008年奥运会作准备。　

　　问题之一：2008年北京CAS临时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是中国仲裁裁决还是外国仲裁裁决？根据前面的CAS仲裁裁决司法审查问题的讨论，CAS临时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也是瑞士CAS总部的裁决，是瑞士的仲裁裁决，而不是中国的仲裁裁决，尽管仲裁程序在北京进行。如果当事人不服2008年北京CAS临时仲裁机构的裁决，其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程序，请求我国法院撤销裁决，只能向瑞士联邦法院提出请求。根据国际公法上的“属地管辖”的司法主权原则，中国法院只能撤销中国的仲裁裁决，不能撤销外国的仲裁裁决。 　

　　问题之二：2008年北京CAS临时仲裁机构的体育仲裁是什么样性质的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我国通常所提到的“仲裁制度”指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及财产关系的民商事仲裁制度， 而CAS的体育仲裁制度适用的对象是与体育有关的一切纠纷，尽管体育纠纷可以视为一种“民商事纠纷”，因为体育活动具有民间性和商业性（职业体育项目），但我们考察CAS处理的案件，可以发现多数案件不仅涉及“财产关系”，而且涉及“人身关系”，如当事人不服体育行会的禁赛处罚申诉到CAS；此外，多数案件涉及的也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关系”，而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公法关系”，如体育行会对申诉人服用兴奋剂行为进行处罚引发的纠纷。　

　　我们的理解是，体育管理纠纷也是在体育活动中产生的，而体育活动肯定是民商事行为，因此，可以采用一种广义的民商事仲裁概念，将体育仲裁也纳入其中。从目前各国仲裁制度的发展来看，仲裁适用的范围扩大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从这种角度来看，CAS的体育仲裁制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民商事仲裁制度”。　

　　问题之三：2008年北京CAS临时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如何在中国申请强制执行？如前文所述，对中国而言，CAS临时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是一个瑞士的外国裁决，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国内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程序，向我国法院请求承认与执行，而只能根据《纽约公约》规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执行，因为我国与瑞士都是公约的成员国。但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在1986年加入《纽约公约》时，曾提出过两点保留：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为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的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 从这两个保留条款来看，2008年CAS北京临时仲裁庭的裁决似乎无法得到中国的承认与执行：第一，CAS临时仲裁庭的裁决程序是在中国北京进行的，而不是在瑞士境内进行的；第二，CAS裁决的体育管理型纠纷似乎不属于我国法律所界定的“商事法律关系”。　

　　我们的理解是，根据CAS已有的临时仲裁处的仲裁规则（如亚特兰大规则、悉尼规则、长野规则、盐湖城规则等），CAS临时仲裁庭的仲裁地是瑞士洛桑（例如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CAS临时仲裁规则第7条的规定），CAS规则第R28条亦规定：“CAS所在地及各个仲裁庭的仲裁地位于瑞士的洛桑。但是，如情况需要，且经当事人同意，仲裁庭主席或没有仲裁庭主席时相关处的主席可以决定在其它地点进行庭审。”因此，2008年CAS北京临时仲裁庭的裁决应当视为是在瑞士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尽管审理程序在中国北京进行。另一方面，如上一个问题所述，我国法律规定的“商事”概念范围过窄，体育管理型纠纷是由于体育活动引起，体育活动是民商事活动，体育纠纷应当可以包括在广义的民商事纠纷当中，属于“商事法律关系”的纠纷。 这两款保留条款都不应当阻止CAS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或者互惠原则办理。”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的规定，对CAS的裁决我国法院只能进行形式性审查后不能进行实体性审查。　

　　不过由于CAS的裁决大多数是“宣告性裁决”，例如确认某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宣布某体育行会的纪律处罚决定无效等，而不是“给付性裁决”，不具有实际支付内容，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裁决可能不会太多。再加上当事人双方可能都是外国运动员或体育组织，要求我国法院执行的情况可能极少。　

　　问题之四：2008年北京CAS临时仲裁机构在仲裁程序中如何采用强制措施？根据CAS的仲裁规则（R37条），CAS的仲裁庭在仲裁案件时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临时措施和保全措施等强制手段。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8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有权作出强制保全措施，仲裁机构无权采取这些措施。 前文述及，CAS仲裁程序适用的程序准据法为《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该法第183条规定：仲裁庭有权采取临时措施与保全措施。 2008年北京CAS临时仲裁机构在仲裁程序中，如何采用强制措施，可以自己采取，还是必须由当事人向我国法院申请采取强制措施？　

　　我们的意见是，由于CAS临时仲裁庭并非中国的仲裁机构，中国的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关于仲裁程序中的强制措施的规定对2008年北京CAS临时仲裁庭不应当适用。　

　　而根据CAS仲裁规则自身的规定，以及其程序准据法《瑞士国际私法典》的规定，CAS仲裁庭可以自己采取临时措施和保全措施，无须我国法院作出决定。并且从实践来看，CAS临时仲裁庭必须在24小时之内裁决案件，如果采取临时措施还需法院作决定，在时间上也来不及。　

　　当然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国际公法上的问题：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活动，竟然可以不遵守中国的法律， 并且外国的公法（《瑞士国际私法典》第十二章关于“国家仲裁”的程序规定）可以在中国实施，这是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此，对2008年CAS北京临时仲裁机构的有关问题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由我国有关机构颁布一个单行法规，就CAS北京临时仲裁庭在中国的有关活动可能涉及到的中国法律问题进行立法，以避免适用目前的法律法规可能出现的冲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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