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
从被处罚者的角度看，轻罪重罚，意味者他受到的处罚是与其犯罪严重程度不相称的、超过其罪有应得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即使旁观者也会对这样的被处罚者寄予同情。法家的重刑政策是为统治者的方便和所谓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不惜牺牲个人的权益，这是与现代人权思想背道而驰的。
(2)愚民政策为了有效统治、富国强兵的需要，法家不惜实行愚民政策，否定人民的个性、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商君书》说；"民愚则易治也"；"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韩非子》说："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正如梁启超所指出，这样的思维，等于把人民﹙相对于统治者而言﹚视为劣等人种：
谓治者具有高等人格，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殊不知良政治之实现，乃在全人类各个人格之交感共动互发而骈进。故治者同时即被治者，被治者同时即治者。而慈母婴儿，实非确喻也。此中消息，惟儒家能窥见，而法家则失之远矣。
(3)压制议论为了把法的权威绝对化和为法的实施提供最大的保证，法家主张压制民间关于法律的议论，这便是所谓"法而不议"。《管子》说："令虽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者也"，因此主张"（对法令）作议者尽诛"。《商君书》说："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由此可见，法家的"以法治国"完全是由上而下的，统治者一声令下，人民便须绝对服从，像机械人一般，连议论的空间也不准存在。
(4)文化专政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基本上是实行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容许有与国家法律规范有抵触的道德、思想、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存在。用现代的话语来说，这是一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慎到说："士不得背法而有名。"《商君书》说："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韩非子》指出："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因此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使"有重罚者必有恶名"。韩非还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历史证明，法家这种以国法为唯一是非标准的、否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对于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法家思想实在难辞其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法网原创作品，未经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