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便必须澄清"法治"观念的涵义，尤须区分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Randall Peerenboom﹚所谓的"实质的、深度的"法治概念和"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前者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没有民主宪政和人权保障便不可能有法治。如果采用这种"实质的、深度的"法治观，那么说"法家所谓的'法治'尚未得法治真谛的皮毛"是毫无问题的。
但是，就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什么是"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皮文睿指出，在这种法治观下，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因此，这样的法治概念的对立面是人治。客观法律的存在限制了政权的恣意行使和官员的裁量权，法律的操作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因此，人民可以预见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并在此预期的基础上计划其生活。皮氏讨论到符合这种法治观的法制的各种特征，其中大部份类似于上述富勒提出的八点。此外，皮氏指出这种法治观也要求公正的程序，以保障法律的合理适用。至于这种法治观是否要求三权分立、司法审查和司法独立等制度，皮氏则认为属灰色地带。
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的思考，由此而产生的对法的性质、功能、特点和逻辑的认识，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甚至是值得后人骄傲的。今天，当我们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时，我们不应忘记先人在中国的法治道路上曾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能从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中汲取教训。正如本文第三部份所指出，法家思想有严重的缺陷和局限性，其中部份固然来自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值得谅解，但其中也有思维上和价值取向上的偏差和谬误，足以遗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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