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加入ＷＴＯ，我国的法律体系要与国际接轨，那我们与国际上的差距是什么时候显现的？

　　贺卫方：差异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直接的冲突却是１８０年前的一个案例。１８２１年，美国商船艾米力号在珠江口岸卸货时，恰遇一名中国妇女落水身亡，中方指责是美国的一名船员用瓦罐将妇女砸死的，而美方争辩他们的船员只是将瓦罐递到妇女手中，当时的广东省番禺县县令上船审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美方提出传唤有利于他们的证人，要求有辩护的权利，并要求案件公开审理，不料这令番禺县令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临走还丢下话：如果不交出“凶犯”，就要扣押船长。美方被迫交出嫌犯。几天后番禺县单方审判后照会美方，“凶犯”已“供认画押”，并已被绞死。美方立即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
　　这一事件给以后中西方交往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记者：当时的差距体现在哪里？

　　贺卫方：从西方对当时中国法律制度的不满可以看出差距所在：一、当时的秘密审判制度让西方人难以接受，中国古代的法官没有接受严格的法律训练，因此没有严格依法裁判，案件的判决运用“月朦胧，鸟朦胧”式的诗化语言，西方人不能忍受这种看上去非常美妙但很模糊的判决。
　　二、司法程序的缺陷。虽然当时中国判案也有一定的法定程序，但在西方人看来是相当粗陋的，而且经常得不到严格的遵循，官员断案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三、专职律师的空缺。律师制度在当时的西方已相当普遍，律师是保障人权非常重要的一种职业。虽然中国从宋代开始就有讼师，但在官方的眼里他们总是以“害群之马”的形象出现，令主流意识形态反感。

　　记者：这种现实是否客观上迫使中国的法律制度走向国际化？

　　贺卫方：确实如此。１９０２年晚清就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成立专门机构，主持对整个法律制度的修改，最初学习的是国力最强盛的英国，但后来经过考察发现，英国的法律卷帙浩繁，几乎要求法官成为历史学家，而且英国的法律内在地有一种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美国是一个总统共和制国家，都不适合中国。反过来对照法国、德国的法律制度，就好像按图索骥，是很机械化的操作，只要把它翻译过来就行，可以速成。况且，日本也是这样走上富强之路的。因此，中国最终走上了学习欧洲大陆法系的道路。

　　记者：但历史证明这种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并没有成功。

　　贺卫方：是的。上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我们的法律全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法律体系也受到强烈影响，比如说司法过程中的群众路线、大众化、反专业化等。１９５２年我们开始了一场司法改革运动，但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大有利于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主要是领袖人物被神化，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还要建立一个法律制度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再加上计划经济也排斥法律，结果中国不是要用法律而更多的是以“运动”的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但走到极端（如文化大革命）时，社会反而走向了完全的动荡，人人自危。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知道，离开法治不可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记者：那么加入ＷＴＯ后我们重提法律制度全球化是基于什么背景？问题在哪里？

　　贺卫方：我们可以注意到，在ＡＰＥＣ会议上，中国政府向与会国家代表承诺，我们要修改我们的法律体系，要跟国际接轨。这好像是１００多年前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今天又提出来了。当然，背景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法律的改变上，我看不出有太大的区别，我们仍然在完成１００多年来没有完成的事业。对照ＷＴＯ对其成员的要求，我关注的是中国的司法体系能否符合这样的准则。
　　比如说，ＷＴＯ要求各成员的法院要独立地审查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司法审查的约束，政府如果违法的话，法院应该独立地将这种违法行为加以审判、纠正和惩罚，这是对政府权力很大的制约。但我们的法院有这样的权力吗？我想，着眼于ＷＴＯ的要求，我们要迅速使司法与地方的权力脱钩，我在考虑，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种与行政区划不一样的司法区划，否则没办法杜绝地方保护主义，也不能解决打官司的“主客场”之别。
　　另外，观察今天的司法制度，司法过程的不公开、不透明依然存在。ＷＴＯ要求建立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司法体系，所谓公开和透明，首先要求依据的法律准则必须是公开的、清晰的、明确的，但我们现在有时提一些很奇怪的口号，比如最近很流行的“在司法过程中既要讲法律效果，又要讲社会效果”，我不知道什么叫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觉得，对一个法官来说，严格依法裁判，是最重要的社会效果。
　　公开、透明还体现为法官个人审判的独立性，但现在我们法院审案的行政化倾向很严重，法官说了不算，要经过领导审查。还有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不符合司法公开制度，往往决定案件判决的是审判委员会合议的结果，而这个过程是不公开的，这还严重损害主审法官的尊严。还有卷宗制度，法院判案分正卷、副卷两套，律师和当事人只能看到正卷，但决定案件判决的证据往往在副卷里，而这些是当事人和律师看不到的。
　　加入ＷＴＯ还要求司法部门严格遵循司法程序来办案。但严格地审视我们的司法过程，程序意识还不是那么充分，甚至经常发生违反法律程序的事件。在我看来，宁可放过一个罪犯，也要维护程序的尊严。
　　此外，中国是缺少律师职业传统的国家，直到今天，律师在保障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及参与政治上都是非常缺乏的。我觉得具有独立地位律师的存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存在可以让公民看到一种希望，发生问题时去求助于律师，而不是上访或是“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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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 2001/12/4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20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