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中国曾经发生过若干次关于法治抑或人治的讨论，影响所及，法治的正当性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人们相信，法治不仅可以给社会生活以规范，而且使得社会更加有序。政府的权力必然受到制约，任何政党、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公民的权利定能得到保护，因为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便是违法行为，公民可以通过诉讼，在法院里“讨个说法”，最终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恢复，并给予侵权者以应得的处罚，使得全社会的人们都意识到，法律的尊严是不可玷污的，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有确凿保障的。这样一来，人治论者还有什么市场么？　

　　当然，人治论者并不一定把人治等同于专制统治；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主张任人唯贤，倡导“惟仁者宜在高位”，因为“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柏拉图主张“哲学王”，认为治国也需要专家，《理想国》里用了那么多的心力仔细地讨论如何培养治国专家，仔细读来，哪里是被今人简单化了的那种人治论？　

　　实际上，法治人治两极化的观点本身就大可疑问。那种自动售货机式的司法过程只是理论家构想的产物，永远无法兑现于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也许可以说，所谓法治，不过是那些受到严格法律训练的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调整。由于法律知识以及表达这种知识的法律语言的稳定性，由于法律推理技术的稳定性，由于法律职业伦理规则的稳定性，由于法律职业者决策过程的通常表现出的公开性，从而导致这种决策具有相当的可预期性，从而克服了其他统治类型不可避免的恣意妄为的特征。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造就一大批尊重规则、追求正义的法律家（lawyers），并且使这样的法律家来操作法律的程序，那么，制定再完备的法律规范，设置再合理的司法制度，最终的结果仍将是徒劳无益的。　

　　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的法律家群体在数量上有了长足的增长。由于法律教育的快速发展，受过正规高等法律教育者的数量明显增多。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法律家群体中背景驳杂不一的问题。在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之前，我们的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是分离的；也就是说，一个要担任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的人并不必须以受过法律教育为前提。因此，在现在的法律家群体中，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背景的人正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例如，行政官员，工会干部，复转军人，乃至法院中的打字员、司机等辅助人员都可以成为法官。法律职业的这种选任制度带来的后果相当复杂。或许它有助于我们司法制度的平民化或大众化，抑制司法界与社会生活脱节的倾向，然而，负面的效果却是，司法界不再是一个同质的集团，相反，构成一个行业的人们相互之间语言不通，对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规则理解不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分裂状态的出现，削弱法律家的力量，从而对法治进程起到阻碍作用。　

　　最可警者，如此驳杂的群体会带来伦理与纪律执行机制的缺乏和无力。在法制建设开展20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面临着司法界的腐败似乎愈来愈加剧的势头。本来肩负着惩治腐败职能的司法机关自身却走向腐败，无疑会在已有的社会矛盾之上平添新的矛盾和冤情。对此，许多人寄希望于大众传媒、权力机关或检察院等更严厉的监督，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来自职业内部的监督机制。在司法职业中，人们对伦理规则的理解各不相同，加之选任方面的低标准导致人们名节感和荣誉感的匮乏，要确保司法界的廉洁和公正，真正是断无可能的事情。　
 
【出处】
　　原载《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17日，增订稿载《中外法学》同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