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 | 法网首页 | 法学论文 | 法学思辩 | 评书札记 | 名家案例 | 法学讲座 | 法学人生 | 法学教育 | 普法学社 | 法网论坛 | 法网博客 | | |
|
您现在的位置： 法网 > 法学理论 > 文章正文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
|
|||||
| 法哲学，法律理论和法律教义学 | |||||
作者：考夫曼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9  |
|||||
|
此言对法哲学再合适不过。倘若说，法哲学起始就对位于存在之中的先在秩序无动于衷，而一上来就怀疑这种秩序的存在，那么，不再是公正的法，而是施塔姆勒所言的“法的知识”，（注：施塔姆勒：《法学理论》，第2版，1923年，第14页及以下。）为首要问题。法之独立的存在属性被否定了，法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概念，一个由立法者绝对权力创立的（实证主义）法律的总称而已。人们根本不再去理会自然法理念，一如自然律法只是被视为“科学的一般套用”，人们将自然法解释成“理论的产品”。（注：恩格诗：《当今法和法学中具象化理念》，第2版，1968年，第231页。不应断言此一观点绝对荒谬。）除了“一般法律学说”（注：参见注32和注15中著作。）外，法哲学别无他物，衰落也在此显出。（注：见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第8、9版，1929年，第199页（殁后第12版，康拉德·茨威格特整理，1969年，第252页及以下；《拉德布鲁赫全集》，第1卷，1987年，第390页）。） （三）存在哲学（作为自发成长过程的世界） 哲学思想的第三个根源是存在性震憾，当人被置于此在的“边际情势”之前时，存在性震憾侵袭着他。这类情势，人既不能逾越也不能改变，依傍它们，人（或社会及至整个人类）体验着自己此在的边际，感悟着自身时刻牵挂着的世界的非确定性(Un-Entgueltigkeit)：责任，疾病，死亡，战争，瘟疫，文化的毁灭，民族的没落。意识到这种边际情势，发觉自身软弱无力，如埃皮克特德所言，迫使人去表明立场，去追问人之此在的意义。“困境教会人思考”（恩斯特·布洛赫）。（注：《蒂宾根哲学引论》，第1卷，1963年，第12页及以下。资料来源：汉娜·阿伦特，《何谓存在哲学？》，1990年。）一切取决于人是如何对待这种边际情势，人可以对它闭眼不见，视之为无，抑或在某一日为它所实际降服。此类情形并非是此在的固有形式，而是此在的亏缺：群体此在。假如人果断地应对这种边际情势，有意义地将之纳入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中，并通过自我意识的转变使之完全成为自身的状态，他就能达到真实的存在，达到此在的本真。存在哲学探求的，是呼吁人们去抗拒那种溺入只是苦苦挣扎这种非本真中的冲动，途径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并实现自我。 基于上述之言，毫不奇怪，在一个处于转变和因之发生危机的时代，我们处处首先是与存在哲学不期而遇。它是转折时代典型的哲学。虽然名称不同，在进入古代的前苏格拉底时，在转向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那里，在迈入现代(Neuzeut)的帕斯卡尔处，我们都碰到了存在哲学。它也是我们这个向着新的、尚未命名的第四时期过渡的时代之哲学。（注：海德格尔——不仅他——提到“控制论”时代；参见注19，《思之质》，第64页。另尤见古阿蒂尼：《现代之终结——发展方向初探》，第5版，1950年。及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第2版，1992年；西班牙文版，Bogotá,1992年。） 在法的领域亦有这种存在性震憾，边际情势意识，对我们世俗法不可避免的抗拒之经历，以及用绝对价值衡量所带来的法的可疑性。拉德布鲁赫曾说过，惟有那种在良心上有负疚感的人，惟有那种“在其职业生涯中，每一刻同时完全意识到必然性，意识到其职业有很大的可疑性之人”，（注：注10，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第204页。另见埃里克·沃尔夫：《法学的可疑性和必然性》，1953年（1965年重印）。）才可能是优秀的法学家。对法的局限性、不完整性和不可靠性，象我们熟知的，闭眼不见的法学家，盲目地沉溺于此种法中，导致大难临头。这既是实证主义者，也是自然法论者的立场。实证主义者眼里只有法律，他封杀了法的一切超法律成份，因而，就象我们在20世纪体验得厌恶的，在为政治权力扭曲的法面前，毫无抵抗。自然法论者则贬实证法律而扬先在规范，由于他不能从认识论上对先在规范予以证明，尤象18世纪自然法所展示的，结果走入法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这两种理论在法的存在方式上都有缺失，因此，法在它们那里均未走向自我。（注：此问题见迈霍菲尔主编：《自然法还是法律实证主义？》，第3版，1981年；另见注5，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诠释学文集》，第79页及以下。） （四）不同倾向的综合 前文对哲学的分类是一种理想的理解，没有一种思潮是纯而又纯的。但不同的时代强调的重点各异。从理想的分类上浓缩出的哲学特征，其缺陷也要比实际观察的明显得多。 关于法的旧实体本体论和客观主义看法是错误的。法不是如同树木和房屋一般的“客体”，相反，它是一种关系的结构，人们在这种关系中相互依存并与物发生联系。代替实体本体论，应确立联系本体论。 但同样错误的是，将一切淹没在主观性，归根结底是功能性中，彻底否定“本体性”（不可把握性）。它带来的危险是，法完全被置于立法者支配之下。 既便是存在相反的思维征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种学说，对主体—客体图式（主体客体在认识上分离）负有责任。今天，这种图式在自然科学中也遭到质疑，至少，它不适合诠释性（理解）科学，必须让位于个性的思维。 对此，有两种倾向须避免，一是让－保尔·萨特的极端存在哲学，据此，人自己形成其道德，二是尼克拉斯·卢曼的极端功能主义，据此，法仅仅由程序产生，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人，也包括法，是被给定的，同时又是自我设定的，是不可取消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合体，既是人形成过程的“什么”，也是“如何”，通过此形成过程，人和法达到其具体的此在形式，而不仅仅是该过程的产品。简言之，这是一种建诸于实体（个人）之上的程序正义论。（注：详见阿图尔·考夫曼：《法律逻辑学和联系本体论之初探——个性法律理论的基础），载《法律理论》第17期(1986)，第257页及以下；同作者，《论法学的科学性——真理一致理论的特征》，载《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第72期(1986)，第425页及以下；同作者，《法与理性》，载《法治国与人的尊严——W.迈霍菲尔纪念文集》，1988年，第11页及以下；同作者，《程序正义论》，1989年；注36，同作者，《后现代法哲学》。） <center><b>七 当今哲学和法哲学的任务</center></b>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和变革的时代，到处都在谈论“范式转换”，转换连转换接踵而来。不巧，人们还具有现代的特征：理性被推到极至，此时，发端于美国和法国的“后现代”也开始向我们走来，这毫不意味着非理性的复归。非理性决不是医治有着科学要求的哲学的药方。但正好在人们一头栽倒于唯理和理性上时，人们便可轻易地获知，由此产生了对现代、尤其是对启蒙的不满，这种不满赋予了后现代极大的魅力。用一句话来概括：唯理是“现代的完全强制”，“总体理性”，“循环启蒙”，它将一切宝押在赤裸裸的统治和利用学问上，同时由此表明，它无力回答对人来说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注：见彼得·科斯诺维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1987年，尤其是第27页及以下。）应如何解释这种唯理的失灵呢？ 如果看一下历史，我们就能明白，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的任务上，一直交替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消解的极端的看法。第一种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创设关于世界、人类和法的绝对的、普适的和不变的定理。为此，人们作了无数次尝试——我们只想到（绝对主义的）自然法学说——，然而，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尝试必定失败，原因有二，首先，根本不存在此类绝对的、超时代的内容。其次，据康德，“纯粹的”知识只是一种借助其能认识事物的形式，那个不是出自理解，而是源于经验的内容，却只适于后来的情况，且非“纯粹的”。（注：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超验逻辑学”部分（A版第50章及以下，B版第74章及以下）。） 第二种则是，为了哲学探讨的“纯粹性”而放弃了一切内容，尤其是关于价值的见解（如马克斯·韦伯的“科学的价值无涉”，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只是使用存在、思维和法的形式。这种“纯粹性”更被视作“唯理”的决定性标准，因而，“纯粹性”将一切内容上的哲学探讨当作非唯理的，进而是非科学的而加以拒绝。但这种如此倾心于形式纯粹性的克减了的唯理，同样也必然落入非议，因为它也未给出对人来说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无疑，哲学中的形式主义（对此，康德本人无过错）虽提出一了些极富洞见的理论，但因为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第75章：“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观念是盲目的”。）它愈是固守纯粹性规则，对于实际生活而言，其重要性就愈小。 人们不能兼采形式纯粹性和有重大表现力的内容。在现代法哲学家中，没有人比拉德布鲁赫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形式主义的一般法律学说统治了一百年之后，重新探讨法的内容的第一批学者之一。几乎在哲学被要求回到“物自身”的同时，法哲学也重又走向“法之物”。（注：关于“法之物”参见注5，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诠释学文集》，第53页及以下，第95及下页，第98页。视角有些不同的见J.胡沙卡：《对法的文本的理解——实证法的诠释学超实证性》，1972年，第56页及以下。）仅仅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之观念》(1913)发表一年之后，拉德布鲁赫出版了《法哲学原理》(1914)，关于内容和法的正当性问题随之重新提出。拉德布鲁赫，这个为人喜称作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的学者，实际上是实证主义的征服者。从其早期有代表性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二元方法论”，到“观念的质料确定性”思想，直至后期的“事物的本质”学说，他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法哲学翻开超越自然法和实证主义这一新的篇章，是与拉德布鲁赫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当然，拉德布鲁赫必须为其法哲学的实义化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法哲学的或价值论的相对主义。虽然他坚持法的潜在的最高价值在量上是有限的，但他却认为，不存在关于唯一公正的价值问题的科学答案。在这种相对主义背后，存在着自由、宽容和民主之伦理。由于在独裁时期对这些伦理的背叛，相对主义也在法哲学中被抛弃，法的内容被武断地决定。对我们来说，这条路今天已被封闭，希望也永远被封闭。但我们因此也必须埋葬具有实义科学性的法哲学观吗？ 拉德布鲁赫过早地交枪了。因为他未能清楚地验证法的最高价值、个人价值、集体价值、行动价值，所以，他一开始就放弃了与所有不相信这些东酉的人交往，具体而言，与这些人交往，只能在政治而非学术层面。 哲学在这种征兆中萎缩了。从中可见，拉德布鲁赫只是把明确的“纯粹的”认识看作是认识（他当时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该学派主张，在科学上，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他把哲学认识的全过程视为整个一个独白式的。然而，哲学认识要求协同努力，哲学的实现——与此同时由哲学推动的人的自我实现——发生在与其它学说进行哲学沟通的行动中。早在由柏拉图创建的雅典学园中，人们就知道这种相互探讨，当时也存在着非常确定的争辨和辨驳规则。现代论辨理论中（于尔根·哈贝马斯，卡尔—奥托—阿佩尔等），真理（正确性），首先在非经验（规范）领域，惟有通过合作方能发现这种观念，已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人们在通过争辨以达到“最后根据”的努力中，又一再陷入前康德客观主义、反相对主义和反多元主义中（步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之后尘）。 权威之思维起始就使沟通成为不可能，而相对主义则在无法达成内容上的一致时，过早地放弃了沟通的对话，因而两者都未切中哲学探讨的使命，这就是，在沟通中一步一步地去形成“意思传递共同体”(Gemeinschaft durch Mitteilung)。（注：参见注43和注8中著作。）当然，目的不单在意思传递自身。哲学论辨的目的是形成主体间的一致，并是在真理意义上论辨。但人们也不可认为，似乎没有达成一致就等于沟通的失败，相反，对于这类必须保持无答案之问题，沟通恰好也可能意味着相互理解和相互接纳，这是宽容原则的要求。 人类自身在这类问题上相互免于强制和暴力，给出对人来说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的答案，传递意思和实现自我等任务，在“控制论时代”，“后现代”仍将存在，因为任何机器和自动售货机都不能实现这些任务。“后现代”也意指一种警示：我们不要在技术唯理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我们这个社会的非公正化是技术唯理的一部分——，以致于忘记了人和人的基本关怀。（注：另见V.赫斯勒：《当代的危机与哲学的责任》，1990年。） 法网原创作品，未经法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
|||||
|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
| 【论坛讨论】【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 |
| 2005 Copyright 法网 fawang.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站长：法网 | |
